读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赵瑞蕻 瑞蕻同志： 信收到。您的诗使我很感动，使我想起许多事情。我有许多话想说， 但不知从哪里说起。而且我才从医院出来（我发高烧在医院里住了十二 天），过两天还要去北京（小林同行），没有时间和精力写长信，就写 这几句话向您表示谢意吧，我的心情您一定了解。 我那篇谈民主德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文章收在我五六年出的散 文集《大欢乐的日子》（作家出版社）里面。文章先在北京《文艺报》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上发表。立波同志似乎不曾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 匆复。祝好！ 问候静如！ 巴金 二十日 这是巴金先生一九八○年七月二十日从上海写给我的一封信，后收 入一九九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巴金书信集》中（见该书第五五 四页）。信里提到拙作的诗，即一九八○年发表在《雨花》月刊第四期 上的《赠巴金先生》的一首，后收入拙著诗集《梅雨潭的新绿》中。此 诗发表后，得到一些好评，曾获奖。为了使读者了解巴老为什么在这封 信里说“您的诗使我很感动，使我想起许多事情。我有许多话想说，但 不知从哪里说起。”并且交代一下我写这首诗的背景，也借此提供一点 史料，也许对于专门研究巴金的学者们有点用处，现特将全诗抄在下面： 赠巴金先生 我读完你的《随想录》一集， 含着泪水，重读了一些篇章， 当午夜的钟声才响过不久， 雷雨后，一弯新月飘在云雾上。 我知道离这儿三百多公里地， 堆满书卷的楼中还亮着灯光—— 伏案写作，你正在赶生命的旅程， 继续把爱与恨倾泻在纸上。 没有强烈的爱，强烈的恨，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怎能生长？ 正如没有泥土、阳光和雨露， 冲天的大树啊怎会茁壮？ 你的书中充满着爱与恨， 从《灭亡》直到如今的《随想》。 受尽了十多年的折磨和痛苦啊， 你仍然怀抱着对祖国的热望。 十年的浩劫真像一场恶梦， 梦醒了，还留下几许寒颤。 你说的对，要告诉下代人—— 罪恶的历史决不许重演！ 年近八十岁的歌德无限感慨， （他经历过几乎一世纪的巨变） 震撼世界的大事件的见证人啊， 怎能使后辈理解他的经验？ 你也快八十岁了，巴金先生！ 你正在抒写你的故事和思念； 愿留下些痕迹，也为了下代子孙， 写你的心，那些思想的花瓣。 歌德身边有个殷勤的艾克曼， 记录了他晚年的随想，所感。 而你亲爱的艾克曼过早地离去， 在“日子难过啊！”叹息中离了家园！ 我还记得她当大学生时的样儿， 善良而真挚，可怜的萧珊！—— 她竟等不到恶魔们可耻的下场， 便悄然永别了你，儿女和人间！ 到哪里去寻觅逝去了的时光？ 滔滔江水哪天能淘尽往日的苦难？ 控诉黑暗和制造黑暗的人们吧， 正如当年爱弥儿·左拉所做的一般！ 当年你曾站在卢梭铜像前沉思， 又瞻仰过伏尔泰和雨果的墓地； 法兰西大师教导你敢向黑暗挑战， 而为人要光明磊落，追求真理。 如今五十多年后，你重到巴黎， 《家》、《寒夜》……闪耀在书店里； 繁华大都市中有你的足迹和声音， 你抒写了海洋般珍贵的友谊。 祖国啊！在海外眷恋着母亲大地， 到处有暖流，温馨，家乡的影子； 花枝与笑声，侨胞们的掌声…… 在马赛、尼斯、在塞纳河上灯光里。 回来，你增强了信心，继续随想， 继续把爱与恨倾泻在纸上—— 热爱一切美好的，光明的事物， 憎恨一切阻止人类前进的力量！ 愿你写完三本小说，五册《随想》， 超过歌德的长寿，祝你健康！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巴金先生！我含着泪水为你歌唱。 我是以异常激动的心情，十分感慨来写这首诗的。那时，我读了巴 金先生送给我和静如（杨苡）才出版不久的《随想录》第一集（一九七 九年十二月香港三联书店第一版）。书中共有三十篇文章，每篇我都仔 细地读了，而且做了些札记；后来我又得到了澳大利亚青年汉学家白杰 明（G e r em ie B a rm e）翻译的英文本“R an d om T h ou gh ts”（《随想录》第一册的全译本），曾对照原著又细心地校读了一遍。 巴老于一九七九年底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发表他的 《随想录》，其中第一篇《谈〈望乡〉》写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他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写着：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 欣赏它。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讲真话。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 的话。”——这就是巴金先生晚年光辉的著作《随想录》五卷的主题。 《随想录》第一集三十篇文章，长短不一，其中除了抒写他重访法国巴 黎等地的见闻和感受，以及几篇怀念故人亡友的东西（这些文章中也或 多或少地谈到“文革”的罪恶，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种种磨难等）外， 巴老集中火力揭露和谴责在“文革”中表演得最充分最彻底的封建法西 斯主义、愚昧主义和一整套由来已久的极左思潮。请再读一读《“遵命 文学”》、《“长官意志”》、《一颗桃核的喜剧》、《“五四”运动 六十周年》、《小人、大人、长官》等篇吧。 这些文章均作于一九七九年，距今快二十年了，如今重读仍觉并未 过时。许多人容易忘记过去的事情，患了一种“健忘症”，特别是有些 老年人，由于生理、脑细胞衰退的缘故，这也难怪。不过，也确有些人 说，要大家赶快忘掉本来应该永远记住的某些败德劣迹，滔天罪行；口 头上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事过境 迁，日子久了，就把整个“恐怖的年代”（借用雨果的话）统统抛到九 霄云外去了。 集子中最长、最感动人也最令人愤慨的一篇是《怀念萧珊》。我先 后读了几遍，我被感动得流了泪。我在诗中写到萧珊，我较为熟悉她， 她原是我们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我不久前在《联大校史》“学生名录” 中找到了她的原名“陈蕴珍”。一九三九年她是外文系一年级学生，那 时我已四年级了。关于她，巴老后来还写了一篇《再忆萧珊》（《病中 集》），我读着一句句用语言文字所映现出来的揪心的情景： 昨夜梦见萧珊，她拉着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 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在长达十年之久的中外历史上最荒唐的“文革”丑剧、大悲剧落幕 后，巴金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作家中第一个站起来用颤抖的手， 以《随想录》勇敢地向“文革”——提出了响亮的“J’A c c u s e！” （我控诉！）。这部书问世后，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响，报刊上发表 了许多篇评论，举行了座谈会，大家认为巴金的《随想录》是当代中国 文学的精品，蕴藏着深邃闪亮的思想感情的火苗，是不朽的著作，代表 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巴老晚年除了写完五本《随想录》外，还 有两个心愿：一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已做到了，新馆大楼很 快要落成了。二是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他认为这是每个中国 人都有责任的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 的主人。”（《无题集》）。那么，这个“‘文革’博物馆”哪年哪月 能造好呢？ 巴金先生这封信最后所提到的关于民主德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 一九五六年一月九日至十四日举行）的文章，我以前只是听说，未看到 过，所以写信问问他。因为一九八○年我正打算写几篇关于我以前在莱 比锡大学教书时的回忆散文，想起一九五六年一月我在莱比锡与巴金和 周立波见面畅叙的事情来。 那年一月十五日上午，我忽然接到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文化处的 电话通知，说巴金、周立波两位来柏林参加德国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 十五日要到莱比锡访问，希望与我见面。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德国翻 译韩义波（lb e r t h ey n s，我已认识他，他原是莱比锡翻译专科 学校毕业，专学中文的学生，能说地道的普通话，也能写中文，五七年 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的电话，说巴金、周立波两位先生已到莱比锡， 住在国际饭店，请我就去，一起吃晚饭，我高兴极了！ 国际饭店我很熟悉，因为一九五三年秋我到莱比锡大学东亚系任教 时，曾经先在这饭店住了两个多月，男女服务员、餐厅侍者等都熟了。 那天下午六点多，我一走进国际饭店大门口，就有人告诉我中国客人已 在餐厅右边一间“雅座”等我了。我找到了地方，韩义波迎我进去说： “赵教授，晚安！真高兴再次看见您！请进！”巴金和周立波两位先生 与我热烈握手，说真没想到在莱比锡与我见面。我们边吃东西边聊天， 我问他们参加德国作代会的一些情况。知道他们上午九点从柏林出发， 已访问了波茨坦、耶那、魏玛等城市。立波告诉我他对魏玛的印象特别 深刻，感慨也多，他说：“一边是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优秀进步 的文化传统；一边是法西斯匪徒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杀人，奴役人的可 怕场所。这使人想起以前流行一时的一句话，一边是庄严的工作，一边 是荒淫和无耻。对照太强烈了，这是为什么？……”我随即向韩义波提 出这个问题，他立即伸出双臂左右摆开，耸耸双肩，现出困惑的眼神说： “W a rum？Ich K an n ga r n ich t an tw o r ten！……？” （为什么？我简直回答不了！）巴金先生就说：“还是到德国历史上去 找答案吧！” 八点多散席时，我邀请巴金、立波二位到我住处，莱比锡大学“科 学家之家”里面的外宾教授招待所坐坐，立波因有点感冒，又累了，需 要早休息，不去了。韩义波就送我和巴金先生到我住处——季米特洛夫 大街三十号，一座意大利式的雅致的楼房大门口，他有事先走了，十点 半再来接巴金先生回饭店。于是，我就在三楼我的书房中接待巴金先生， 泡了一壶茉莉花茶，请他尝尝几样德国点心。我们面对面坐在矮矮的圆 桌边两把椅子上，在寂静悠闲中随意聊天。这是我第一次与巴老独自在 一起亲切谈话，不在上海或南京，而在德意志美丽的国土上，在歌德、 席勒、巴赫、贝多芬、舒柏特的故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跟他谈我 在莱比锡大学教了三年书的收获和感受、所见所闻，所接触到的各方面 人士；他告诉我不少国内近事。我又请他看看我买到的德文书和画册， 他特别感兴趣，因为他是一个最爱书的人。十点多门铃响了，韩义波来 接巴金先生了。 第二天上午，他们去参观莱比锡几处纪念馆、图书馆、名胜古迹， 如席勒故居（一七八五年席勒在此创作著名的《欢乐颂》），一八一三 年普奥联军打败拿破仑的民族战争纪念碑等。下午我又去陪他们到街上 走走，买点纪念品。巴金先生特地要去莱比锡最大的书店“梅林书店” 看看，一进去，他一眼看到《托玛斯·曼全集》，高兴得很，就买了， 共二十卷，要我替他寄到上海去。后来，我们三人走过席勒街，那里在 一个幽静的角落边上竖立着一座席勒白石塑像，台座左右两边有一个裸 体的男女塑像（也许就是亚当和夏娃），十分吸引人。我说照个相留念 吧，就请司机为我们三人照了。这张照片拍得不错，很有纪念价值，现 在已收入巴金大型画册《巴金对你说》里面了。 一九五六年冬天，德国特别冷，莱比锡一月份气温常常在零下二十 几度，但我感到心里很暖和，因为我快要很好地完成三年教学任务了。 尤其在寒假中，有那么难得的机缘与巴金、周立波两位欢聚，留下了至 今未忘的美好记忆。 一九九八年九月九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