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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前”琐忆　周　劭　　　承友人赠我一本八十万言巨帙的《走过半个世纪——笔会文粹》，看到泰半已名登鬼录的熟悉作者和精湛的文章，俯仰畴昔，感怀友朋，倏忽之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个年头，真是有感概横生之思。我于报纸对《文汇报》特别有缘，从１９３８年迄今，这缘仍然不解，盖已近一甲子于兹，比《笔会》还要多十年。《笔会》创刊之前，《文汇报》尚有过副刊《世纪风》，不但两个副刊风格相似，且编辑也同为一人。爰仿“博士后”之意，称《世纪风》时期为 “《笔会》前”，摭拾六十年前旧事而为琐记。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日寇侵占上海后，两个租界成为孤岛，《大公报》撤离上海，但尚有房屋机器及部分人员留沪。那时日方对中国报纸横施压力，对西方国家所办的则尚无可奈何，于是很多报纸挂洋商牌子便应运而生。《文汇报》便是挂英商牌子于１９３８年创刊的，按照香港的办法，只须缴三千元港币并用一位英籍“督印人”便可出版。“督印人”在上海便是“发行人”，待遇极为优厚，但什么事情都不用他管，唯一的工作，便是用以对付日方。《文汇报》的“督印人”名叫克明，他的大名便显著地刊在报端。这位克明除了英籍之外，全名和履历我都一无所知，并且也并未与之有一面之缘。他只是受雇来应付日方，出了事情甚至还要吃官司。　　孤岛的上海虽然处境日趋险恶，但在新闻出版领域却留下了辉煌的业绩。四五年前上海作家协会曾召开过一次“孤岛文学研讨会”，会期三天，发言踊跃，但没有谈到孤岛文学的环境特殊性。孤岛的新闻文学，远比国统区的重庆为自由，原因是国民党逐渐违背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日益走向限共制共的反动道路，而上海租界的当局却仍遵守当时外交准则，认共产党有合法的地位，所以共产党员在孤岛那时是处于半公开活动的状态的。　　挂洋商牌子的报纸和华商报纸唯一不同之点，便是洋商报纸须称我军为“ 华军”、称敌军为“日军”，以示第三国的立场；其他对日军的暴行和失利，尽可大量刊载，报纸的副刊也同样如此。《世纪风》所刊的文字，大都是与抗战有关的文章，日方敢怒而不敢言，只能用恐怖的卑劣手段如送毒水果和子弹来恫吓报社的工作人员。　　我是经故友唐　的拉稿开始向《世纪风》投稿并认识其编者的，写的是千字左右的所谓“鲁迅风”式杂文，差不多每星期至少两篇，用着很多的笔名，最常用的是“吉力”，即把我的姓名去了框框和左旁，故友巴人便常喊我为“ 吉列括辣”而不名。　　其时报纸的副刊是每天有的，不像现在最多间日才有一次。创办时《文汇报》的编辑部和印刷所是在法租界的磨坊街，发行所则在南京路上近江西路。磨坊街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东端邻近外滩，是一条极陋旧的石子小路，编辑部也简陋不堪，和今日虎丘路五十号的巍巍大厦真有天壤之别。我每天都要到外滩，所以常亲自送稿到报社，对磨坊街记忆犹存，但近来大干市政建设，这条磨坊街早已无法可寻觅了。　　我在《世纪风》写稿整整近四年之久，所发表的文章还择优与巴人、唐　等六人出版过一本合集，由“英商文汇有限公司”发行，名叫《边鼓集》，恐怕可算是现在文汇出版社的前身。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深夜，《文汇报》还在编印翌日的报纸，黄浦江上已响起日舰的炮火，我曾打电话给《世纪风》的编者，问他明天是不是出报。当然９日起的报纸是被迫停刊了。　　我因为是念法律的，有一段时期弃文就律，在四川中路执行律务，萧梁简文帝所著的文论名著《金楼子》，曾阐明“文”与“笔”之分，两者不可得兼，是以长期不再写稿，所以《笔会》的创刊，我只是一个忠实的读者。这次《文汇报》的复刊，仅仅为时十个月，便遭国民党悍然封闭了。　　再度复刊是在全国解放之后的１９５６年冬，那时条件优越，社址也迁入建筑精良的女青年协会的大厦，经长时筹备，多方宣传，声势浩大，南京路上巨幅的出版广告，成为上海新闻界从未有过的盛举。　　那时我又回到出版界，弃律从文，前《世纪风》编者兼领《笔会》编务，怀念故旧，蒙他亲自踵门约稿，于是重作冯妇，又在半年之间，写过五六篇杂文，不过都是有关国际性的文章。　　那次复刊的《笔会》，我记得刊出一篇精采绝伦的杂文，作者署名“余一 ”，内容是谈社会上排队现象的。这位“余一”是谁，显然是笔名，《笔会文粹》一般不收笔名的文章，在《文粹》中找不到那篇名作，岂知那篇名作的作者竟是和《文粹》第一篇《记剑波和他的小书〈心字〉》为同一人，“余一” 合而为“金”，即文坛巨匠巴金是也。这个文坛掌故时经四十年，恐怕知道的已不多了，我却记忆犹新。好在巴老用的是笔名“余一”，否则，在“勇士” 们批斗巴老的时候，岂不又多了一株“大毒草”的材料。　　限于篇幅，只好略述一件也是鲜为人知的掌故，便是在１９４７年我在四川中路当律师的时候，有天忽然来了一位未经有人介绍的洋主顾，一般律师事务所是极少接受上门案件的。那位主顾衣饰一般，形容憔悴，徒步而来，拿出名片，则赫然是《文汇报》当年不可一世的英人克明是也。原来克明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养尊处优，英侨撤走时他舍不得离沪，日人恨得他牙痒痒地，机会一到，便把他关入集中营，成为阶下之囚，整整关了近四年之久，日本投降之后，被释放出来，但已时势变易，他再也找不到过去那份优美的职业了。　　克明先生要我办的是民事诉讼，对方当然是《文汇报》，他认为是《文汇报》害他吃四年官司的，所以要求《文汇报》赔偿他的一切损失。这个上门案件我没有接受，为的是理由不充分，无胜诉之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文汇报》雇用他，原来是请他准备去吃官司的。《文汇报》　　（１９９７０２２７№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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