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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　——臧仲伦教授素描　□韩沪麟　　　若干年前，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我与北大俄语系的臧仲伦教授同住一室，遂成朋友。　　臧教授身躯壮实，说话铿锵，笑声爽朗，举止豪迈，长得黑黝黝的，俨然一条北方好汉。他看似粗人，却谈吐不俗，学问丰厚而庞杂，知人论世，痛快淋漓，历历往事均在谈笑一挥间，与他交谈是精神上的一种享受，在享受中获得知识，获得美感，即便花钱也值。　　他不像书生又胜似书生，在书生之外还多了一层悲壮与苍凉的印记，这使我对他的身世发生了兴趣，旁敲侧击，才得知他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他今年６８岁（说４８岁也可信），江南一带人氏。解放前夕在学校追求进步，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多亏这段光荣历史，解放后才能进入革命干部学校学俄语；镇反时，这段历史又害了他，不知哪位昏官居然把“ 共青团”理解成了“三青团”，于是他被不明不白地清除出革命队伍。１９５２年考取北大，学得好连续跳级，１９５４年被提前选拔为苏联专家的研究生；１９５７年因给“哈外院”的一名研究生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北大大鸣大放的情况，结果北大“右派”的观点就成了他本人的观点，于是被遣送到京郊劳改，从此一落千丈，如此恶运的根子都与那位昏官造的孽有关。悠悠二十余年如白驹过隙，一直到１９７９年，臧老师借助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才获得了新生。他返校后做了一件事，便是自发为巴金校订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译本，不料得到巴金的赞许，巴金在该书的后记中还提到此事，这里亦可窥见到大文豪的襟怀与气魄。此后他在繁重的教学之余，在译介俄罗斯文学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了。他陆续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了《罪与罚》，为芳信校订了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为曹靖华校订了《铁流》，都是高质量的精品。他志为别人校订，不免技痒，于是自己动手翻译，先后又译出了新版《罪与罚》、《白痴》和《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因译文出色，多家出版社纷纷向他约稿，现在他正在译煌煌巨著《卡拉玛佐夫兄弟》。他大器晚成，过了花甲之年开始走红，且老当益壮，日行千里（他清晨四、五点即起身工作，晚间也很少看电视），再次证明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道理。　　后来在一次笔会上，我再度与臧教授晤面，印象复旧，他还是红光满面，豁达爽朗，虎虎有生气，仿佛什么事也难不倒他，又对什么都不在乎似的。倒是有现成的例子说明他的“不在乎”：他因年龄超标而没评上博导，又因工作需要而带上了博士生，北大博导的待遇是不菲的，他等于在尽义务，我本以为他谈及此事会牢骚满腹，想不到他却笑吟吟地带着家乡的口音轻松地说道：“ 无所谓的，能多干一点就好。”从他身上我引发出这样的思考：一个人的身世无论如何坎坷，只要具有乐天达观又坚韧不拔的精神，心中犹如燃烧着一团永远扑灭不了的火苗，在春风送暖之际，就会燃起熊熊的烈火，放出强烈的光与热，使其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反之，一个人的客观条件再优越，但本身的素质差，没有一种向上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就会软绵绵地如扶不起的阿斗。这种人什么事都不想干，也干不好，只会成天怨天尤人，发发牢骚，或是如法国人所说的“ａｎｇｏｉｓｓ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ｅｌｌｅ”（意即什么都得到的人，也会具有“与生俱来的烦恼”），最终岁月蹉跎，人生虚度，对自己无幸福愉悦可言，对社会也不能作出什么贡献。　　臧仲伦教授是一个榜样人物。《读书周报》　　（１９９７０２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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