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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华集》和《咀华二集》　过去　的　踪迹　　　《咀华集》，１９３６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咀华二集》，１９４２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平常人们说《咀华集》，实际上连《二集》也包含在内了。均署名刘西渭。　　李健吾绝想不到，他死后没几年，薄薄的两本《咀华集》，会受到文坛的青睐。别人是种瓜得瓜，他却收了几棵芝麻。　　这是几棵金芝麻。放到哪儿都闪闪发光。　　他有批评的才能。原本就有。源于他广博的艺术才能，更源于他悫诚的艺术良知。　　而其起始，却是世俗的情谊。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开列名单，说他所评论的十余位作家，除巴金外，全是在这些作家还没多大名气的时候就评论的。意即李氏在发现新人，提携后进上，有多大的功德。不能说全错，至少是不太准确。作者忘了，李健吾本人当时也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他评论的这些作家，大都与他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巴金和沈从文是他的挚友，蹇先艾是他的同学，林徽因对他有知遇之恩，曹禺是一起搞戏的朋友，卞之琳是他家的常客，萧乾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凡些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文章，大都是初到上海，蛰居真如乡下时所写，仅此一点，也就不难明白他所欲何为了，——怀念北方文坛的朋友，感激他们的情义，他要有所回报。　　私情并不妨碍公正。肯定他们的成绩，廓清对他们的非议，指出他们的不足，期望他们有更大的长进。然而，公正，却未必都能得到公正的回应，或许该说是另一种公正。　　先是巴金作了反驳，说他“在匆忙的一瞥中你就看见了你所要看见的一切，看不见你所不要看见的一切”。卞之琳的反驳更是尖锐，说他“全错了”，甚至没有弄懂那个第二人称的“你”字。珍重情谊，更珍重艺术，他当即著文驳斥，事后又将双方的辩驳文章全收入书中。　　最不平和的，该是对《雷雨》的批评与曹禺的反批评。　　李健吾认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在《雷雨》里面，作者运用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旧的，命运，中国古已有之的旧东西；一个是新的，环境和遗传，十九世纪以来的新东西。在详细分析了作品中各个人物的得失后，他写道：　　“容我乱问上一句，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欧里庇得斯（Ｅｕｒｉｐｉｄｅｓ）的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ｕｓ，一个是法国的拉辛（Ｒａｃｉｎｅ）的Ｐｈｅｄｒｅ，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了前妻的儿子……然而我硬要派做同一气的，就是作者同样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而且全要报复。” 　　够客气的了。“隐隐中有没有受两出戏的暗示？”措词之谨慎，全不像出于李健吾的笔下。这句话，给了聪明的作者，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说他的剧作与欧洲的古典剧作一样的伟大。然而，随着《雷雨》的上演，声誉日高，剧作家承受不了这委婉的“暗示”。１９３６年初，趁《雷雨》出版之际，曹禺在《序》中对李健吾的批评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以为是恶意的诬陷：　　“我很钦佩，有许多人肯费了时间和精力，使用了说不尽的语言来替我的剧本下注脚；在国内这些次公演之后更时常地有人来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测剧中某些部分是承袭了Ｅｕｒｉｐｉｄｅｓ的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ｕｓ或Ｒａｃｉｎｅ的Ｐｈｅｄｒｅ的灵感。认真讲，这多少对我是个惊讶……” 　　无意间罹此祸殃，再写专文驳难，不免小题大作，然而，心中总有些郁郁不平。正好这时，李健吾在为萧乾的《篱下集》写评论文章，顺手作了反驳：　　“引到这里，我得赶紧加上一句，这和我们的作者毫不相干，因为最近读到曹禺先生《雷雨》的序，以为我‘臆测剧中某些部分承袭了欧里庇得斯（Ｅｕｒｉｐｉｄｅｓ）的《希波吕托斯》（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ｕｓ）或拉辛（Ｒａｃｉｎｅ）的《费德尔》（Ｐｈｅｄｒｅ）的灵感。’实际，我要是说到《雷雨》的故事和　二位先贤采用的故事相似，我还不至于蠢到（我凭信读者和聪明）把一部杰作看作另一部杰作的抄袭。” 　　不必说谁是谁非了，让人怀念的是这种坦荡的批评与反批评的精神。才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于今看起来倒像是上古时代那么遥远，那么生疏。《读书周报》　　（１９９６０９０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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