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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韦　文　《巴金全集》的责任编辑　——访王仰晨　　　我刚走进王仰晨先生的家门，王先生就连连说：“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有点疑惑，什么事对不起呢？他接着说：“我昨天忘了告诉你怎么走，让你走了弯路。” 　　哦，原来如此。　　王先生穿着一件袖口打补丁，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白发稀疏，眼睛明亮，坐在一张陈旧的皮转椅上。清雅的房间里，除了一排高及屋顶的书柜，就是一张简朴的床，看不到一点现代物质文明的痕迹。　　近千万字的《巴金全集》，就是眼前这位可敬的小老头编辑的。　　五十年代，王仰晨就编辑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还编辑瞿秋白、茅盾的文集。七十年代，又参加《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那时候，王仰晨说：“ 国家组织了好多人参加这个工作。大家是不讲钱的，连夜宵费都没有，很辛苦，也很快乐。” 　　四十卷本的《茅盾全集》，王仰晨编了二十五卷。“明年是茅公的百年诞辰，要搞纪念活动。全集恐怕要出齐。我的工作搞完了。除四十卷文卷外，还有一卷索引。”王仰晨讲起他编作家文集的过程，如数家珍。　　我向他请教：“您编了一辈子文集，有些什么经验？”王仰晨说：“这个工作，就是要仔细。仔细，有时候还要出错。” 　　一千万字，并不是现成的摆在你面前，而是要作版本的勘校、比较，还有书信、日记的注释。校对出来，除了出版社例行的校对外，王仰晨还要亲自校一遍。所以，他审读的字数远远超过版本上的纪录。优秀的编辑，总在默默做一些别人看不见的工作。“我得再校一遍，不然不放心。”王仰晨这样说。　　祖籍山东，生在上海的王仰晨，四十年代就参加了《广西日报》的编辑工作。抗战后期，他在重庆认识了巴金，解放以后，连续担任巴金文集、全集的责任编辑。按出版社的细致分工，他可说是资深“文集编辑”。他从自身的经验总结出：“作家健在时进行全集的编辑工作，有利因素很多。”因此，他向出版社报告自己的想法，得到同意；又反复征求巴老的意见，才开始这项浩大的工程。在此期间，巴老给他写了不少信，就编辑过程中的问题，诚恳地交换意见。这批书信，是作家和编辑共同参与文化创造的动人记录。　　目前，王仰晨正在编辑《巴金译文全集》，共十卷、三百多万字。“我想编完以后，一次出五本，分两次出完。要不，你看——”他指着桌边小书架上的一排《巴金全集》，“现在出版发行搞得不是太好，第一本出来，下一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你看这些书的颜色不统一，用纸也不统一。” 　　责任编辑王仰晨敢对文字部分负责任，书籍的其它环节，他就望尘莫及了。但只有像他这样的出版家，才会精益求精，从书的内容到形式，甚至油墨的深浅浓淡，都有自己的高要求。　　这样的编辑，越来越少了；　　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读书周报》　　（１９９６０１０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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