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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舒　挥泪送曹禺　　　１２月１３日我到上海，先去武康路放行李，立即听说曹禺在当天凌晨去世了！我惦念着巴金先生，马上赶到医院。先生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他似乎依然保持着平静，但他的目光却时时凝视着远方，默不作声，巨大的感情波澜在先生的心底翻涌。　　曹禺原名万家宝，后来将繁体的万字拆开，以“曹禺”为笔名，巴金先生则一直称他“家宝”。曹禺小先生六岁，他们相识时曹禺只有二十三岁，刚刚完成他的处女作《雷雨》。一年后巴金先生在靳以处看到这部作品，先生说： “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事隔五十多年之后，曹禺在致巴金先生的一封信中说道：“我怀念北平的三座门，你住的简陋的房子。那时，我仅仅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大学生，是你在那里读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屉里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见这个青年还有可为，促使发表这个剧本。你把我介绍进了文艺界，以后每部稿子，都由你看稿、发表，这件事我说了多少遍，然而我说不完，还要说。因为识马不容易，识人更难。现在我八十了，提起这初出茅庐的事，我感动不已。”两位文学巨人就这样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虽然曹禺的文学艺术成就很高，但巴金先生对他的期望和鞭策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在“文革”结束之后他给曹禺写信说：“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曹禺回信说：“你教我写些东西，我一定听话。”并以陆游句起首赋诗曰：“死去原知万事空，忍看山河代代穷！从今再不事杂琐！拚将残勇赋春风！”一连三个惊叹号，足见他的决心之大、感慨之深。　　后来病魔把两位老人困在病床上，一个在北京医院，一个在华东医院。他们书信频频，谈往事、人生、哲学、艺术，谈得最多的还是友情。曹禺在信中说：“你时常对我说出一个伟大的朋友的真话，你当面批评我，有时又督促我。我引为终身幸运的，是我遇见你，认识你，知道你”。先生写道：“这些天我天天想你，希望能有机会和你多谈谈。但你在医院，我也在医院，只好在梦里见面。我只有一句重要的话：保重身体，为了我们再见。”曹禺说：“会有这样一天，在你面前立着一个矮矮的小老头，精神极了，像室外的麻雀一样，一跳一跃地走来走去，而且像夜莺那样兴奋地对你歌唱。”友情和相聚的希望是他们晚年最大的慰藉之一。　　我在他们之中有过两次与照片有关的经历。１９８８年为编辑《巴金影集》，我从巴金先生处挑选了几百张照片交出版社筛选、编辑、制版，时间拖得比较长，迟迟没有退还给先生。一年后先生着急了，几次催我无论如何要把他和曹禺的一张合影退给他。那是前几年的夏初曹禺到上海看望先生，两人在庭院里各拄一杖，肩并肩地慢慢走着、谈着；灿烂的阳光格外明亮，铺洒在两位老人的身后……巴金先生很动感情地说：“我和家宝的身体都不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你把这张照片退给我，我想家宝的时候可以看看。”后来我请出版社赶紧翻拍一张，给先生送去。另一张照片是我在１９９０年秋拍的，那是一个中午，巴金先生抓紧饭前的空隙，独自在餐桌上写作，桌上摆着七八双筷子。我当时想表现先生的勤奋。这一年的冬天我有机会去北京看望曹禺，就带了一本巴金先生的近影去。曹禺非常激动，说了很多火热滚烫的话，都是对他的“芾甘老哥哥”的思念和感谢。最后他看上了这张照片，要我取出留下，他说：“这张照片上有老哥哥，还有他的一家人。你看，这双筷子是小林的，这双筷子是小棠的，还有小祝、国　、端端……我看见照片就像回到家里，就像我也坐在他们中间一样。”我当然很高兴地满足了他的要求。１９９２年曹禺在给先生的信中还提及说：“你在饭桌上写信的照片在我的玻璃板下，我天天看见你，何时真能到上海看你，就不得而知了。” 　　没有想到曹禺这么快就走了，巴金先生念着家宝，念着他的才华和他心中那些没有来得及留下的宝贝。１２月１５日是星期天，作完治疗和检查之后，先生低声说：“拿笔、拿纸，我要写东西。”笔尚未落纸就已经抖得很厉害了，我赶紧轻轻握住他的手。先生非常吃力地写着，每一笔、每一划都很艰难。泪水从他的眼角缓缓流下。他写下：“中国文联转李玉茹、万方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泪水还在流，小林在旁边替他擦去。巴金先生默不作声，一切都在他的颤抖的笔端下、在他不断的泪水里、在他波澜汹涌的心底中…… 　　（本文信件引自《曹禺全集》、《巴金全集》）《读书周报》　　（１９９７０１０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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