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于无声处》 宗福先　 报告文学 　　从过完春节开始，就有各个地方的、各类媒体的记者来采访，都说 ：讲讲《于无声处》吧。于是，我翻出了一大堆发黄的报刊、杂志、书 籍、手稿、照片、连环画，还有图像早已模糊不清的录像带——真快， 一晃居然二十年过去了！面对二十年前的照片，自己都看愣了：我还有 过那么朴素、那么单纯的年代么？ 　　这一大堆东西里头就有整整二十年前1978年10月的几份《文汇报》 。一份是10月12日的，到今天我都清晰地记得那个早晨。妈妈叫醒我， 兴奋地说：“你们的《于无声处》登报了！”果然，《文汇报》第三版 刊登了该报记者周玉明写的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访话剧〈于 无声处〉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从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 文化宫上演并受到观众欢迎以来，我和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伙伴们就一 直处于兴奋状态中。但这次不一样，这可是报纸介绍我们的戏，肯定我 们的戏啊！那天的开心似乎到了极点，但其实，一切都还刚刚开始。由 这篇通讯引发出来的、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我无论怎么发挥想象 力，也不可能想到的！ 　　另三份则是10月28日到30日的，《文汇报》破天荒地连续三天用了 四个多版面首次发表了《于无声处》剧本。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剧作 家的任何一个剧本都没有过这样的荣幸吧！第一版印数即达近百万（当 时《文汇报》的发行量）！也许真该去申请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它们的边上，则是很不起眼的几十页白报纸，复写的，纸页已微 微发黄。现在可再也没有那么粗糙那么薄的纸张了。那就是《于无声处 》的手稿。我是在1978年的5月写下这些字的。 　　当时，我在家中客厅里的旧方桌上没日没夜伏了整整三个多星期， 一气呵成写完了这五万字的初稿。那时，我是上海热处理厂的一名热处 理工人。我的父亲“文革”中被批斗、隔离审查后下放到苏北航线的客 轮上扫厕所去了，一扫十年还没放他回家，而我们家的房子则被强行安 排进另外一个四口之家同住。十年来，他们每天上厕所要走过我和妹妹 住的客厅，日日夜夜走……就在他们硬底拖鞋的“叭哒叭哒”声中，我 从二十岁走到了三十岁。现在，“叭哒”声依旧，一直伴随我写完了剧 本。可当时，我和他们都不知道，生活中就要发生巨变了！ 　　夜深人静，我含着泪写完了戏里的最后一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 沉默！”面对这份用圆珠笔复写的剧本，我也沉默了。我自己很喜欢她 ，可当时我绝没有想到就这么薄薄的几十页纸会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来， 并且改变了我的一生！事先知道了，我是一定写不出来的。《于无声处 》公演后，许多人和许多文章称赞我：在某些人不允许为“四·五运动 ”平反时就敢写这样的剧本，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啊！事实不完全如此。 在当时，只要能发言的场合我都声明：我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也许因为我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又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我根本 不知道这里头还有那么复杂的斗争，不知道写这个剧本还有那么大的风 险要担。后来也有人讥讽：这叫北京人流血，上海人出风头。我同样回 答：我根本不知道写这个剧本还有那么大的风头可出。我只知道：悼念 周总理无罪、反对“四人帮”无罪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为“四·五 事件”平反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也许这种平常心才是创作的最佳状态吧 。 　　最早萌发写“四·五事件”的念头还真是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 　　4月6日，我一个朋友托他的另一个朋友路过上海时到我这里来取一 点东西。在老北站对面一家小旅馆里，我们见面了。我这才知道他从北 京来，这才知道就在这几天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几百万人悼念周 总理的盛大活动。他说他是个老红卫兵，后来发现被人利用了，从此不 问政治。“他们问我，这次你怎么又跳出来了？我说，有人反周总理我 还能不跳出来吗！”他直呼其名地大骂“江青张春桥狗男女”，骂得我 的心狂跳，有点害怕，更多是激动——我终于知道我不是孤立的了！以 前，我心中充满疑虑却对谁都不敢说，看看周围人们一张张平静的脸— —怎么他们什么感觉都没有？现在我知道了，中国有那么多的人跟我的 想法一模一样！可是当时，他和我都不知道，在北京，“四人帮”已经 挥舞起了血腥的大棒——所以，我的快乐并未长久，仅仅一天之后，4 月7日晚上的联播节目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 　　随后而来的是一个闷热而漫长的夏天。街上的人群依然是那么平静 ，表情依然是那么驯服，我问自己：中国人这是怎么了？！我的妹夫是 画家，那个夏天，我曾请他给我画一幅画：鲁迅。我要那首诗的意境：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 衣。”那幅画终于没有画成，然而，我心里看得见它。 　　10月，我跟母亲、哥哥一起去黄山。山中既无报纸也听不见广播， 倒也清闲。一周后出山，长途车到了黄山茶林场，拐了一个弯，突然对 面山坡上出现一幅巨大的标语，那本是十年来人们见惯了的东西，然而 这次，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本来喧闹的车厢里一下子鸦雀无声。人人都僵硬了，谁都不再说话 ，谁都不再看别人。车到南京，标语更多了，还有各种传言，说上海民 兵已经打起来了……我赶回上海已经是深夜了，上海却非常平静。街上 到处是打倒“四人帮”的标语，还有许多揭发他们的大字报，虽然内容 千篇一律，我却读得津津有味！ 　　第二天，我到外滩看大字报，又从外滩走到人民广场，走到康平路 ，一路上到处是自动聚集的人群。还是原来的那些上海人，但他们脸上 露出了由衷的欢笑！我挤在人堆中，突然明白了一条真理：人民不会永 远沉默！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搜集着资料，酝酿着构思。后来，各种 各样版本的《天安门诗抄》流传到上海，我从那些火热的诗句中读出了 中国人的脊梁骨！78年3月我大病一场，5月出院后在家休息时，我开始 动笔…… 　　剧本写完我就给了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我就是在这里向我 的老师曲信先开始学习写戏的。话剧队的导演苏乐慈看了剧本非常喜欢 ，她立即决定：我们马上上！7月份，在文化宫领导的支持下，从各个 工厂借来了业余演员——他们当时和我一样，都是工人，在今天看来极 为简陋的条件下，开始排戏了。这期间，我还把剧本给过上海人艺的两 位老师，他们看后退给我了。事后他们真诚地对我说：我们的顾忌太多 太多了……也是事后，当人们表扬我的勇气的时候，我想到：排练和演 出时，文化宫的那群伙伴们却没有一个人有顾忌！他们是那样地积极、 那样地投入。而且自始至终，我们谁都没有拿过一分钱酬金。只有晚上 加班到十点以后，有二角七分的夜宵费。 　　78年的9月23日，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 场里上演了。这恐怕是当时规模最小的演出了，一共六个演员一场景， 服装、道具都非常简单，舞台又特别地小，几步就跨过来了，票价才一 角钱，也没有广告宣传，剧场也坐不下多少人……就这样，我们几乎是 悄悄地开始了《于无声处》的演出。 　　第一场彩排是招待文化宫内部的职工以及家属，没开场前一片乱哄 哄。我真是急死了！这毕竟是我的第一个戏的第一场演出啊。但是，戏 开演不久，剧场里就逐渐安静下来了，这种安静保持到结束，然后，掌 声响起来。人们久久不肯离去，等着演员谢幕。而演员因为是业余戏剧 的内部彩排，根本没打算谢幕，苏乐慈叫大家：快，谢幕，谢幕！演员 说：啊？还要谢幕？匆匆回上去。散场后，我站在大门口，听见两个小 姑娘一路走一路说：蛮好看的，下次再来看一遍……不知为什么，我当 时差点掉眼泪。我知道我永不会忘记她们的这句话了。 　　过了没几天，文化宫卖票的小窗口就开始排队了，这可是以前从来 没有过的事！文艺界的同仁也纷纷前来看戏：黄佐临、朱端钧、吴仞之 、袁雪芬、茹志鹃，就在几天前的10月7日，茹老师因病突然去世，我 泪如泉涌，……其中除了茹老师是我早就认识的——是她的鼓励才使我 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的，其他老师都是我仰慕已久的，而居然一下子全 让我认识了！10月1日，上海市总工会领导张伟强带了全市的劳模来看 戏，我也是以后想到：当时总工会领导似乎也没有任何顾忌！ 　　戏越演越热，人越来越多，票越来越难买。眼看我们的创作成果受 到欢迎，话剧队的人全都兴奋不已。但当时谁都没想到，更大的热闹还 在后头呢！ 　　十月下旬，总工会接到市里的通知，要剧组换到友谊电影院去演出 。那里的舞台比原来的大两倍，为此还重新做了一堂景。去演了才知道 ，是胡乔木同志来看戏。他在天津养病，看到《文汇报》12日的那篇通 讯，就到上海来了。去机场接他的市领导问：你到上海有什么安排？他 说：我就是来看一个戏——《于无声处》。看完演出，他上台见剧组全 体人员，我在后面，他问：作者呢？我走到前面。他仔细打量了我一下 ，平静地说：写得不错。事后我们知道，他回北京以后有关部门就作出 了调《于无声处》进京演出的决定，时间定在十一月中旬——也就是十 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日子。而到上海来宣布这个决定 的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同志。看完戏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说：怎 么样，到北京来演吧？我们一下子欢呼起来。可是，一直到这个时候我 们还没弄明白：背后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当时倒是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的，只是没找到答案。从十月 底开始，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个戏了，宣传似乎不是逐步升温， 而是一下子“到位”，而且铺天盖地。说自己的戏好心里总是高兴的， 然而说多了我又有点疑惑：这个戏真的有那么好，真有那么重要么？十 一月七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直播《于无声处》，这在 当时也是没有过的事。市委书记彭冲同志也来到直播现场看戏。戏开始 前还把我和导演苏乐慈的形象先“直播”了出去。下来我对已经成为朋 友的周玉明说：我担心两条：一是担心《于无声处》成为样板戏，历史 的经验证明：样板戏绝无好下场；二是担心我自己成为暴发户，历史的 经验还证明：暴发户绝无好下场。不料剧组出发去北京之前，市委有关 领导来送行，对我说：你讲的两个担心很好啊，说明你很冷静。我大吃 一惊：你们怎么知道的？事后周玉明告诉我：她也认为我说得挺好，写 了份内参送上去。 　　去京演出前，许多前辈来到剧组，帮助我们对这个戏进行精加工。 黄佐临老师就几次来文化宫指导排练。朱端钧老师身患重病，但11月5 日晚他仍然在上戏剧场坚持看完了《于无声处》，我和导演苏乐慈送他 回家，他气喘吁吁地说：“戏很真挚、充满激情，我要再想一想，8号 你们来，我们详细谈。”可是，7日他就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 　　11月14日，由市总工会张伟强副主席带队，剧组来到了北京。没有 料到，我们这次进京演出的规格这么高，接待组组长竟然是文化部副部 长周巍峙同志，还没有料到，月台上欢迎的队伍那么庞大，更没有料到 的是，欢迎的人群那么激动！而以后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我所没 有料到的： 　　16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同一 天，人民日报发表六千多字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文章《人民 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据说，这就是胡乔木 同志回北京后组织的。当晚，这个戏在北京工人俱乐部首演，其隆重程 度，大约是空前的。19日，剧组到京西宾馆为中央工作会议演出，那一 天，来了许多以前我们只在报上看到过的中央领导人……一直到这时， 我才明白这个戏在这个时候进京并被炒得这么热，并不是我们的戏演得 多精彩，而是我们的戏演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后来陆续知道同时发生的 其他一些大事：中央工作会议11月10日开始，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会 议上发言，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 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准了北京 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恰好那一天，我们剧组到了北京…… 　　回过头来看，《于无声处》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所以，二十年来，有许多政治历史书籍记载了这个戏，包括费正清主 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虽然这个结果确实不是我们工人文化 宫业余话剧队和我本人的“预谋”，但我们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们 为自己二十年前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人一辈子能够做这么一件对人民 有好处的事足矣！对于当时有些舆论的过誉之词以及全国同演《于无声 处》等现象，我是至今不安的。我知道，正是这种声势造就了我，使我 一夜之间成了名。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安！当时我就告诫自己：“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可要夹紧尾巴做人。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许许多多的人。 　　在各种场合里我认识的老师就有周扬、夏衍、曹禺、张光年、冯牧 、陈荒煤、林默涵、周巍峙、刘白羽、李伯钊、金山、张庚、凤子、欧 阳山尊、夏淳、田华、侯宝林、于是之、骆玉笙……等等几十位。其中 ，我想说说巴金、夏衍与曹禺三位老师。 　　就在我写《于无声处》剧本的1978年5月，“文革”后第一批世界 名著书籍出版了。我想，许多人都应当记得那年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 买书，挤在人堆里换书的情景。那真是我们盛大的节日啊！我买的书里 就有一本《曹禺选集》。“文革”中，我就读过曹禺老师的剧本，而且 非常喜欢，但是，我没有。我只能偷偷地东借西借。现在，我真是爱不 释手！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剧本能不受到曹禺老师的巨大影响吗？进京 前，我真的想过：这次能见到曹禺老师就好了。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 敬爱的巴老竟在我们动身前叫人送来了他给曹禺的一封亲笔信，热情地 推荐我和我的剧本，请他无论如何见一见我这个年轻人……当时，我真 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很久很久我都在想：巴老是怎么会想到替我写 这封信的？！（遗憾的是这封信我没有抄录下来，当时没有复印机，也 没有这个脑子）果然，在我到京的当天晚上，曹禺老师就把我接到了他 的家里，我得到了他的教诲与一本他亲笔签名的《曹禺选集》。两天后 ，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一声惊雷》，记录了我们的这次会面。 　　我们在京演出时见过几次夏衍老师。有一次他宴请日本演剧人访华 团，还让我作陪，席间给我写下了他家的地址：“你哪天来坐坐。”现 在想来非常遗憾的是我没去。当时我不敢。我要说的是以后的事。79年 四次文代会在京召开，夏公作大会报告，他讲到新人要戒骄戒躁，其中 突然讲到《于无声处》：《于无声处》轰动全国，但我看在艺术上还有 不少毛病嘛　……我坐在下面，一下子被感动了，我心里说：谢谢你， 夏公！到了85年中国剧协代表大会他又来作报告，针对有些人不重视新 生力量的现象他却说：谁说年轻人不行？《于无声处》这样的好剧本不 就是宗福先这样的年轻人写出来的？我坐在下面，又一次说：谢谢你， 夏公！1994年底，距离他辞世只有四个月，谢晋导演与我为了拍电影《 鸦片战争》的事到京，去医院看望他并求教于他。见面时，谢导介绍我 ：这是宗福先。夏公清晰地说：宗福先我怎么会不记得？我想，他是记 得我的，而我更是永远不会忘记夏公！ 　　在北京难忘的还有与反“四人帮”的英雄们的几次见面。那一天， 共青团中央组织我们为他们举行专场演出，演出前胡启立同志到后台来 看望我们，说：今天人多，演出结束就不上台了。不料结束后幕还没闭 紧，人们就一拥而上，有的干脆就是从台口蹦上来的！他们紧紧地抱住 我们，哭啊、笑啊、跳啊……后来许多人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11月24 日，团中央表彰参加“四·五”运动的二百多位英雄。到向英雄献花的 时候，也给我戴上了一朵。我急了，说：我没参加反“四人帮”！立刻 身边好几位真英雄拥上来抓住我摘花的手，说：“你怎么没参加？你知 道几个月前我们这些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吗？你知道你们的戏起了多大的 作用吗？你就是跟我们一起战斗了，你知道吗……” 　　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还有就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由于传媒铺天 盖地的宣传（当时有朋友戏称：你们的待遇跟西哈努克一样，走到那里 都有摄像机、照相机跟着），我们走在街上经常被人认出来。而热情的 北京人一旦认出你来，可就不放你走了。有一回在北海，我就被一群北 京人“围困”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我说：有人写匿名信刻毒地咒骂我 ，也有些信出于好意替我担忧，他们都预言我早晚有一天会因为《于无 声处》而倒霉。真到了那一天我会想起今天来的，我不后悔！还有一次 ，在公共汽车上，一位中年妇女不停地看我。后来我下车她也下车，仍 然跟着我。我停下来问她：您有什么事吗？她眼泪下来了，哭得很伤心 ，但什么也不说。最后，她说了一句：你写得太好了。就走了。当时我 猜想：她的家庭一定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在十年浩劫中有过惨 痛的经历，真是希望恶梦不再！ 　　在我那时收到的上千封来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诉说这种惨痛经历 的。其中有一封是天津一位同志写来的，说她的母亲的经历与戏里的梅 林一模一样！我后来还特地去天津看过她。（李伯钊同志也对我说过， 她的经历有一些就与梅林相同。当时她告诉我：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还没 有完全解决，他们住在翠微路组织部招待所。她给了我地址，请我去玩 ，我也没去。那是出于没去夏公家的相同的心理。）来信中还有一封是 于伶老师的，那是11月下旬我们在京演出时转来的。他对《于无声处》 表示祝贺，同时，又转来了孙冶方同志的一封信，对剧本提出了非常中 肯的修改意见。有趣的是，就在那天的光明日报上，一面登的是童怀周 写的评《于无声处》的文章，另一面登了一篇批评孙冶方的文章：《能 说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么？》 　　我还想说一说的就是胡耀邦与邓颖超两位领导人对我们的关心。在 京演出的时候，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但是我知道耀邦同志在很多场合 赞扬过我们的戏。我看到过一份文件，是他的一次讲话，其中说到：宗 福先是热处理厂的工人，但《于无声处》就不是一味热处理，也有冷处 理嘛，有些事就要冷处理。在另外一次讲话中说到青年人要做点实在的 事情，他也举了《于无声处》的例子。邓颖超同志则特地打电话给有关 部门，说：北京的气候干燥，《于无声处》的演员嗓子都哑了。你们要 让他们多吃水果。从那以后，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发一斤水果。在第二年 的四次文代会上，我见到了他们。当时我走到邓颖超同志面前，我还没 有开口她就举起手来点着我说：我认识你，你叫宗福先。她热情地赞扬 了我们的戏。耀邦同志看见我走近已经站起来了，他热情地摇晃着我的 手说：你还年轻，我送你三句话，叫学习、学习、再学习！要知道，我 们是来日方短，你们是来日方长啊！ 　　1978年的12月18日，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隆重嘉奖《于 无声处》。这件事又一次引起众人瞩目。当宣布奖给我奖金一千元时， 会场里像来了一群大黄蜂似的，“嗡嗡”声拔地而起、连绵不断。这在 当时，尤其是对我这么个到了27岁才买得起一块红旗牌手表、买完手表 存款就只剩五角三分（这张存折我保留至今）的普通工人，可不是一个 小数字！事后我回到热处理厂上班，发现脸盆等用具都没有了。与我相 熟的工友说：我们分了，你有了一千块还会来当工人么？周巍峙同志后 来说：这种特别嘉奖解放后有过两次，一次是昆曲《十五贯》，周总理 说：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另一次就是《于无声处》。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天——1978年的12月18日，十一 届三中全会开幕了！那一天，我还不知道我们中国会走到二十年后的今 天，也不知道我自己会有二十年后的今天。但一切巨变，都从二十年前 的今天开始…… 《于无声处》剧照（1978年10月）　 宗福先还保存着二十年前的《文汇报》　　杭凌冰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