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说完的话——致老伴曹禺
 李玉茹　
 　　天寒岁暮。黑沉沉、冰冷冷的十二月十三日又来临了。1996年的今
 天，凌晨三点五十五分，我的亲人——曹禺——被死神带走了，带到了
 一个不可知的世界去了。他走得那么从容，迅速，安详，仿佛一点儿牵
 挂也没有。但我知道，他是有牵挂的，而且还有不少的牵挂和遗憾，最
 主要的是他没能再多留些东西给他的读者与观众。
 　　记得曹禺刚走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送老伴远行》，在那里边，我
 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做完了便能与他永远在一起。
 　　这本《没有说完的话》就是我为他做的第一件事。这本集子里有曹
 禺给我的一部分书信，给孩子们的信，给个别老友的书信，有他的几篇
 日记，几首诗和他的讲话录音。这些都是曹禺自己的话，我想，用这本
 集子给曹禺补上一些他临行前感觉到的遗憾。我能力有限，文化有限，
 只是本着老老实实的态度，把他的话奉献给读者们，让人们对他多一些
 了解。
 　　我要尽我一切力量为他做这些事情，但当我夏天回到上海开始工作
 时，又胆怯了，我不忍翻看这些洋溢着他的热情、思念、寂寞而又充满
 爱的文字。这本集子里的信取自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六年之间，都是他最
 孤独、最需要我而我却不在他身边时写下的。这几年“命运之神”仿佛
 在捉弄着我俩，老伴久病住在医院里，而我从一九九○年到一九九六年
 ，动了四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同时我的女儿因车祸也动了三次大手术。
 七次手术迫使我不得不撇下他一个人在医院里，或回上海治疗或回沪照
 看女儿。他总是无限惜别地望着我回上海，又眼巴巴地盼着我回北京陪
 他，我单枪匹马奔波于北京——上海，疲于奔命。当我俩一分开，就格
 外感到孤独、寂寞与恐惧。每每我从上海回到北京，总是从机场直奔医
 院看望老伴，见他安详地坐着或睡着，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我总害怕
 我不在他身边时，他会悄然远行。于是，我在上海时忐忑不安挂念着他
 ，在北京时又惦念生病的女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过了这些年。天可
 怜见，总算没有给我留下这方面的遗憾。
 　　整理这些年的书信，重又听见了他的心的呼喊，我几乎总是边整理
 边流泪，这里边有一种痛，是撕心裂肺般的痛，然而这痛又伴我生活下
 去，他似乎从没有离开过我，每日每时在与我说话，说啊，说啊，我俩
 仍有说不完的话。确实，他有很多很多话没有说完，都带走了，也带走
 了许许多多活跃在他脑子里的人物和故事。
 　　在石家庄举行了“曹禺学术研讨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上演《
 雷雨》，为纪念曹禺逝世一周年与话剧九十周年。我因腿疾，都没能参
 加。一人独处，坐在这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静静地追忆着我们的过去，
 以这个方式度过了曹禺的第一个周年祭，也在今天给这篇文章开个头。
 朋友叫我为这本《没有说完的话》写篇东西，百感交集，不知从何说起
 ，蓦然，《文心雕龙》上的“知音篇”这段话在我眼前出现了，是啊，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无论是后记，还是祭文，这里寄
 托着我深深的哀思。
 　　我初识曹禺，是在一九四七年春天。当时我与李少春、叶盛章、叶
 盛兰、袁世海等受聘于上海大来公司，在天蟾舞台合作演出。曹禺受聘
 上海文华电影厂担任编导，正在酝酿电影剧本《艳阳天》。这两家公司
 的老板是吴性栽先生。吴先生是文学艺术爱好者，很懂戏，他出过文艺
 评论的书籍，笔名槛外人。他在文艺界朋友很多。后来我参加周信芳先
 生的“移风社”也是吴性栽先生介绍的。每周，吴先生必邀几位文艺界
 的朋友到他金陵东路写字间去聚餐，谈论艺术，在那里除曹禺外，我还
 结识了佐临、金山、桑弧、韦薇等新文艺工作者。我从九岁进中华戏曲
 专科学校学戏，虽然也有过文化课，毕竟有限。于是，听这些新剧人们
 谈论文学、戏剧，仿佛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我这才明白，唱戏
 ，除了跟老先生们学的以外，还有如此多的学问可以钻研。自此，我开
 始读了些中国新文学作品和西洋文学名著。曹禺当时也正在构思一部以
 女演员为主角的剧本，他常找我谈心，我们接触也渐渐多起来，他的呆
 气让我觉得他是个可信赖的朋友；他的细致的感情又像个兄长与老师，
 我对他敞开心扉说话，他对我也无话不谈。我了解他被婚姻困扰着，很
 同情他的困难处境。
 　　曹禺来看我，一个穷读书人，并不受到我母亲的欢迎，我们只好另
 觅地方谈心。每逢这种时候，曹禺必得在我愚园路的公寓下边等我很久
 ，我才能背着母亲出来。他那时总是骑一辆很破的旧机器脚踏车，带我
 到兆丰公园（今天的中山公园）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在脚踏车后座
 上，后座很窄、很硬，坐上去不易，而我更害怕会摔下来！我当时觉得
 吸到了新鲜空气，好自由啊。兆丰公园离市区远些，游人不多，不大会
 有观众认识我们，我们可以尽情地畅谈，十分相投。我崇拜他，他真了
 不起，真有学问啊！我们互相爱慕，但也都知道，由于各种原因这是不
 可能的事。
 　　大约1948年底或1949年初，他将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和方瑞一起
 到我家来向我告别，还送了我一些书。我们那天又聊了很长时间，他嘱
 咐我，不要听信外边的谣传，不要离开上海，并说，我的将来是大有希
 望的。我送他和方瑞下楼，一直望着他们远去，不免很是惆怅。
 　　解放后，他在北京，我在上海，大家都很忙。1953年，我赴朝鲜慰
 问演出回来，在北京汇报，到铁狮子胡同看了他。这时曹禺与方瑞已组
 织了新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万方十几个月了。此后，除了偶尔在北京开
 会碰见外，就几乎没往来了。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王昭君》，
 我为他几十年后重新开始写作十分高兴。当时，我正担任上海京剧院三
 团团长，我很想把《王昭君》和京剧原有的《昭君出塞》合并起来，搞
 个京剧《王昭君》，正巧这时曹禺来上海，我们才劫后余生重又见面，
 这次见面使两颗受过重创的心灵再也不愿意分开了。
 　　就这样，相识三十多年后的我们，终于在1979年，他69岁高龄，而
 我已是56岁的老妪，领取了结婚证，司机老史是我们的证婚人，开始了
 我俩的晚年生活。
 　　我俩共同生活，十分短暂，只有十七个年头。
 　　此时的曹禺濒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一方面十分兴奋，埋头于各式
 各样的社会活动，写表态文章，应景文章，另一方面又在受着内心百种
 痛苦的煎熬：他为千疮百孔的文化事业而痛苦，他为逝去的年华而痛苦
 ，他为妻子方瑞没有见到“四人帮”粉碎而痛苦，他更为自己写不出东
 西，或者说再也写不出他自信为好的作品而痛苦……他觉得有“鬼”仿
 佛总在背后拍他肩膀，却又摆脱不开。每日吃安眠药度日，吃了安眠药
 ，不仅不能入睡，反而亢奋起来。他常常在半睡半醒的兴奋中把孩子叫
 醒，断断续续地谈自己的各种想法，第二天，又全然不知了。吃了安眠
 药，不睡，想到第二天　不得不参加的各种工作，分外焦虑，再吃安眠
 药。白天到了，他则昏昏欲睡。他常处在欲睡不睡，欲醒不醒的状态。
 他后来告诉我，有一次在新疆很多人的大会上，主持会议的人请他发言
 ，他竟是几次“这……”了以后，说不下去话而睡着了。大家都为他担
 心。上海文艺界的朋友们听说我们想结婚的消息，曾好心地阻止我，说
 他神经不正常，叫我慎重，怕我以后吃苦。我眼前出现了年轻的曹禺，
 他是那么睿智、勇敢、有才华，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这样？我相信
 ，我们在一起后，那个我认识的曹禺会回来的。
 　　十七个年头，在人生旅途中，作为伴侣，是短而又短啊，这不能不
 算人生的遗憾。可是，这十七年的岁月，我俩生活得充实、美满和幸福
 ，而这便是人生中难寻觅的福气。许多人不大明白，我俩何以如此相得
 、相通、相知呢？别人不能理解两个偌大年纪的人怎么比年轻夫妇还要
 相爱呢？我自己也说不明白。两人在一起，心里就踏实、熨帖；不在一
 起就躁动不安，牵肠挂肚。记得，曹禺住院后期，我们俩常常坐在医院
 走廊的长沙发上，手牵着手，并不说话，任我们的灵魂去谈天说地，山
 南海北。我们完全地沉浸在幸福里，在美满的世界里徜徉。我们忘记了
 病痛、烦恼，以及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事情。曹禺走后这一年，我渐渐
 明白了，这是两颗孤独、寂寞的心灵在共同寻求着知心的抚慰与温暖。
 “知实难逢”，千真万确。
 　　曹禺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三天，母亲就患产褥热去世了，直到他暮年
 仍为始终未见过生母一面而悲哀。父亲、继母和哥哥都吸鸦片烟，整幢
 洋房死气沉沉。尽管他从小锦衣玉食地过着少爷的生活，而他内心是冷
 的、凄凉的。他想要的温暖与爱抚，母亲对亲子的本能的心连心的挚情
 是他从未享受过的。他七、八岁时随父母到张家口宣化，当了镇守使的
 公子。全家就住在镇守使的衙门里。这是一座明代建筑的将军府第，气
 势森严，处处透着诡秘和恐怖。偌大的衙门，威严肃穆，只有他孤零零
 地，没有人陪伴，独自进进出出，没有一般小孩子的乐趣。此时，已有
 人告诉他生母去世的事情，他并不敢问继母，则把听到的一切都深深埋
 在小小的心灵里，不知如此小的孩儿如何能承受这许多的苦痛？！他常
 常独自爬上城墙，骑在箭垛子上，望着黄沙遮蔽的落日，听着归营军号
 的呜咽。何等凄凉的一幅画，它告诉了我们曹禺的童年是多么孤单、寂
 寞！
 　　我的童年很苦，没有得到过一般孩子，无论穷富，所应该得到的天
 然的快乐。我母亲被“穷”扭曲了本性，变得十分乖戾，她对我姐妹凶
 暴之极。我们挨饿、受冻、罚跪、挨打是常事。在我的童年的感觉里，
 冬天是没有太阳的，因为我总是冷，冷极了！鼻涕、眼泪在我硬梆梆的
 棉袄前襟上结成冰。我们挨打时，姐姐总冲在前边护着我。我今年七十
 多岁了，从小和姐姐结下的感情，深入骨髓，没有改变，我把姐姐当成
 妈妈。我很小就考进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那虽然是集体生活，但并没有
 改变我孤寂的性格。我不好热闹，不随群，常常莫名其妙地悲哀，独自
 哭泣、感伤。我一直渴求着发自肺腑的、真挚的、无私的抚爱……终于
 ，在我的晚年，我得到曹禺给我肝胆相照的理解，真挚无私的情爱。尽
 管我俩有不少差异，但心灵的寂寞、孤单和说不尽的精神上的需要和慰
 藉则又是相同的，更是相通的。我俩生活在一起，彼此都得到了所需要
 的而又细微的感情上的满足，很简单，却又说不明白……总之，是泰然
 ，是幸福。
 　　记得在曹禺还没生病的时候，他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董事之一，每
 年差不多总有一次公司向董事长和董事们汇报工作，大家凑在一起吃一
 顿，董事们也常常带家属凑热闹。那年席间，大家起哄，让我唱一段京
 戏。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却是隐痛，大约和我年龄差不多
 的演员，尤其是北京的演员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敌伪时期或抗战胜利后
 的国民党时期，我们艺人经常被叫去清唱，美其名是“饭局”，但如果
 不去，就会找上门来，轻者训斥或打耳光，我母亲因为我不愿意去清唱
 而被打过，重者，从此被宪兵队、特务纠缠不清，永无宁日。我之所以
 1946年到上海定居，就是因为有一次拒绝为国民党接收大员清唱而挨打
 的。这件往事曹禺是知道的，并知道我总避免清唱。但在那天那种热闹
 的场合下，我不唱，太让朋友们扫兴。曹禺知道我的心情，慈祥地看着
 我，随即立起身来，拉着我站在麦克风前对大家说：“我陪玉茹唱一段
 《打渔杀家》。”大家简直太出乎意外了，随之大哄起来，谁能想到曹
 禺会在大庭广众之前唱京戏？！曹禺小时候随着继母看过不少戏曲，尤
 其是京戏，一大本戏考，被他翻破了，好多戏他可以背得烂熟。他说在
 南开中学里演过《南天门》里的主角曹福，张伯苓校长看了他的演出后
 ，很夸奖了一番，说他像余叔岩。但是，我听过他唱，唱词熟极了，但
 音不准，我们内行人叫作“五音不全”，他自己也很知道这一点——好
 唱却唱不好。可是，那天，他为了我，居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唱了一段
 萧恩的“昨夜晚吃醉酒和衣而卧……”写到这里，当时的情景，他的音
 容笑貌又一次活泼泼出现在我眼前。假如说，被理解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那么，我确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曹禺是个在情感上很能够体贴人的人，不仅是对他的亲人如此。大
 约在五十年代初，他在人艺办公室写东西，因去开会，稿子放在桌上，
 下班时，工友忘了关窗，第二天上班，他的稿子全被雨淋湿了，散落在
 地上，无法再用了。工友向他道歉，他不但不怪工友，反对工友说：“
 这不能怪你，是我自己不小心，没放进抽屉里。”工友一再说：“怎么
 办，您写的都不能用了。”曹禺却说是草稿，没关系。后来这位工友，
 竟成了他的朋友。也有人批评他每次看戏后常说：“真不易！”认为这
 是他虚伪的表现。我想说，这不是他的虚伪，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在
 他的日记中，以及在他日常谈话中，他常说：“写戏太难了，太不容易
 了！”他总说自己是个“打本子的”，深知打本子有多么辛苦，因此，
 凡一个戏从一张白纸到最后上台演出，都必得经历无数的磨练，多少人
 的艰辛劳动，怎么不是“真不易”呢？曹禺对他人的劳动，无论是脑力
 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决不轻易伤害。烧的菜，永远好吃，吃起来喷香
 ，孩子们或我写的东西，也总以鼓励为主。有一次我嗔怪他，总不肯好
 好教我写东西，他笑笑，给我讲了法国的作家福楼拜如何无数次地叫莫
 泊桑改写他的短篇小说《羊脂球》的故事。我懂了，写东西，除了生活
 积累外，只有勤勤恳恳地一遍一遍地写下去。另一次，上海一位医生朋
 友要我写一篇纪念伤骨科老专家百岁诞辰的文章，写后，我拿给他看，
 他摇摇头说，不行，你没有动脑子，要写自己真知道的，自己真有感觉
 的。我不服气地说，我动了脑子。我随之讲了这位老专家在“文革”中
 的遭遇，听着听着，他眼睛亮了，亮得发蓝，向我挥着手，朝我喊：“
 对，对，你写呀，就写这些！”我分辩说，这不是纪念文章的内容，他
 说：“不管！这是你真正明白的老医生。”于是我重写了一遍，文章生
 动多了。
 　　曹禺是个真诚的人，我并不是说他真诚得如同勇士一般，敢于冲杀
 。他真，但他胆子小，常常害怕，不知怕些什么。我总觉得这和他童年
 时的孤单与压抑分不开，与历次运动也是分不开的。他的真诚在于他对
 每件事情都有他真诚的反应，真诚的体会。他的痛苦、欢乐、好恶之情
 常常交替出现，而他并不善于掩盖，这便是真。
 　　正由于他内心深处的孤寂，使他不好交朋友，与朋友的书信往来更
 少。这本集子里只收了几封他写给巴金、祝鸿生与李致的信。然而，曹
 禺有不少他尊重的人，对他所尊重的人极为恭敬，与他们交往充溢着挚
 情，老舍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曹禺走后，我曾为他开了一个小小的追思会，除了家人，我只请了
 极少的几位朋友。在追思会上，舒乙向曹禺遗像鞠了九个躬。他告诉了
 我下边这个故事：在老舍先生平反追悼会上，曹禺跌跌撞撞头一个来到
 追悼会的大厅，对着老舍先生遗像深深鞠了三个躬。那时，曹禺的精神
 已近崩溃边缘，文艺界许多朋友都在为他担心。老舍先生平反追悼会结
 束后，吊唁的朋友们陆续离开了大厅，曹禺也随着人流走出去了。可是
 当大厅里空寂下来以后，他又返回来了，对着老舍遗像，又深深地鞠了
 三个躬。尔后，曹禺一直踯躅在大厅外，不肯离去。最后老舍先生的夫
 人胡挈青先生和舒乙姐弟们捧着老舍先生遗像和没有骨灰的骨灰盒走向
 安放室时，曹禺又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赶到遗像前，对着空无一物的
 骨灰盒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这便是舒乙九个躬的由来。
 　　曹禺曾和我说过，1946年他与老舍先生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
 讲学，他俩在美国共同生活了十一个月。1946年年底回国，老舍先生留
 学美国，继续写他的《四世同堂》。后来，周总理要曹禺写封信给老舍
 先生，请他回国投入新中国文化建设。老舍先生接信后回到了祖国，为
 新中国文艺事业竭尽全力，写下了《茶馆》、《龙须沟》等不朽的名著
 。然而，在那颠倒黑白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里，老舍先生受不了身
 心的摧残和屈辱，含恨投太平湖自尽！老舍先生之死深深刺痛曹禺的心
 ，他无法表达这切肤之痛，只能把无限同情、痛惜、崇敬全部融在他那
 跌跌撞撞的一次，再次，三次的深深的鞠躬里。
 　　茅盾先生、沈从文先生去世后，曹禺又悲痛又懊悔地对我说：“我
 一生认识那么多的伟大的人物，却由于疏懒，和他们往来太少，失去了
 许许多多学习求教的机会。”他对巴金先生既像老哥哥，又像对前辈那
 样崇敬，他常常对我说：“巴金伟大，真是个伟大的人物！”他和巴金
 真是心心相印。曹禺对于朋友的情感、崇拜，似乎被他自己珍藏在脑海
 深处不为人知的一个世界里。晚年时，他常常坐在那里，对于友情的回
 忆，每每为他带来许多愉快。他时不时地会冒出一两句令我一时摸不着
 头脑的话：“茅盾先生真了不起。无论中国的，外国的他都谙熟。在商
 务印书馆时既工作，又学习，真勤奋！”有一年，他突然对我说：“走
 ，我带你去看叶圣陶老人吧。不认识这些了不起的人，太遗憾了！”他
 果真立刻带我去看了叶圣陶老人，并一起拍了照片。
 　　拉拉杂杂写了不少，但我并没有写出曹禺，或者说，曹禺是一个太
 太复杂的人，绝非我可以写成的。这篇文章仅仅写了我所感知的一小部
 分。我这个老伴是一个用情感铸起来的人，他做人为情，待人以情，写
 戏用情，离开了“情”，他便不复存在了。而我则是个一堆感情的人，
 于是我们合在一起了，融在一处了。他的去世让我痛，痛不欲生。
 　　下边是1991年我赴沪前曹禺写的一首诗，以此作为这篇“致老伴曹
 禺”的结尾吧：
 　　千叮万嘱别犹难，
 　　红叶初冬日光寒。
 　　又将离歌追君去，
 　　长待君归莫急还。
 　　
 　　玉妻老伴即将飞沪，行前作诗祝一路平安。
 　　在这本书即将交付出版的时候，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到悲痛、感到遗
 憾、感到后悔。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给他的时间真是太少了，现在重
 新回想起来，他那时是多么需要我啊！而人去不能回，如今想陪伴他，
 却再也不可能了，我已经永远失去弥补的机会了。这使我痛心，使我久
 久不能原谅自己。
 　　题照：曹禺先生
 　　下照：曹禺与夫人李玉茹的最后一张合影。
 　　　　　摄于1996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