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真假愚
 陈明远
   跟宗白华老师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多次深入探讨过“忏悔”的问
 题。
   宗老师说:“独立思考的人们能够通过忏悔而觉悟,净化灵魂,本
 来是好事,只有人类能够做到,禽兽做不到。但是,所谓‘忏悔’,不
 能一概而论。有诚心诚意的自由觉醒的忏悔;有各种压力下的虚假的忏
 悔;有精神奴役下的愚民的忏悔。第一种是真忏悔,第二种是假忏悔,
 第三种是愚忏悔。历次整人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人人过关的思想汇报、有口无心的检查材料,往往是假忏悔。而在
 所谓文艺整风、组织生活、大跃进反右倾的‘交心’中,则有些是愚忏
 悔。但是假忏悔跟愚忏悔往往又混杂在一起,悲剧跟闹剧混杂在一起,
 真真假假、胡搅蛮缠,让人啼笑皆非。”
   宗老师说,曾经流传一副对联:“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
 难。”想当初,从中央到基层的“促膝谈心”、“民主生活”中,许多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组织上“交心”,“脱裤子、割尾巴”,“不
 怕丑、不怕疼”,狠狠“挖掘自己思想深处阴暗角落里的私心杂念”、
 “肮脏腐败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求得“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
 人”的资格。有谁料想得到,这些类似宗教形式的“愚忏悔”、“交心
 坦白”的材料,后来竟然可以断章取义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罪证,闹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看过电影《牛虻》的观众,对于亚瑟的愚忏悔引发的悲剧,都不会
 忘怀。
   我向宗老师讲了一个笑话。以前我们高中有一位同学,是一位著名
 学者的爱子,平时老实巴交、粘粘糊糊,语不惊人、貌不出众,但由于
 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在“交心”
 运动中,在支部书记班主任的诱导下,作大会发言,坦白了自己“见不
 得人的肮脏思想”。其中最惊人的一条,还不是成名成家、白专道路、
 自私自利等等,而是他交代自己“充满资产阶级丑恶的黄色思想”,见
 到漂亮的女孩子就总想上前搂搂抱抱(但又胆小不敢),甚至发生过“
 妄图耍流氓”的犯罪念头。本来说到这里打住,也就可以了。但不行,
 主持会议的书记又诱导他“竹筒倒豆子”,问他“具体是什么念头?”
 这个16岁的男孩子可怜巴巴吞吞吐吐地忏悔:“我心里一直恨不得扒下
 她们的裙子内裤实行强奸”(原话)。他成了典型,因为“大胆暴露思
 想”而受到团委表扬。但是从那以后,所有的女同学一见到他都像见了
 瘟疫,躲得远远的。结果他三十岁出头还找不到爱人。
   如果光是笑话倒也罢了,实际上形形色色的“愚忏悔”在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中间屡见不鲜。宗老师举出一个例证,巴金《随想录》中回顾
 文革初期写道:“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
 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认真汇报自己
 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
 造反派是我的救星……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求给我一条生路。”
   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人们看到说真话受难遭罪,于是风行说假话
 ,领导爱听什么就讲什么,对自己怎么有利就怎么讲。于是很难再碰到
 “愚忏悔”了。多的是“假忏悔”。
    文革初起时,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出席人大常委会第30次(
 扩大)会议。郭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
 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
 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们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并检讨自己作为全
 国文联主席,对“文艺界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这番
 讲话经过毛泽东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立即轰动国内外,
 众说纷纭。
   例如巴金在《随想录》中三次提到“焚书”。他写道:“那个时候
 在日本流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巴金
 )一定凶多吉少……”无可奈何的巴金立刻采取鹦鹉学舌的办法,“一
 方面想到即将来临的灾难,一方面又存着幸免的心思……我终于在会上
 主动地检查了……错误。我还说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这样讲过之
 后比较安心了,以为自己承认了错误,或许可以过关。”巴金还回忆说
 :“我怕极了,真的朝夕盼望来一场天火把我过去写的文章烧光。”
   宗老师分析说:“这是来自对于焚书坑儒的强烈预感,和在劫难逃
 的恐怖的直觉。其潜台词是: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任造反派宰割了,饶
 我一条活路吧!”
   郭沫若不久以后(1966年中)巧言申辩说:“我那是凤凰自焚、求
 得再生的意思。”宗老师觉得这种言不由衷的解释简直可叹又可笑,他
 指出:“哪里是什么凤凰再生?全是逢场作戏,支支吾吾蒙混过关。归
 根结底,无论郭沫若还是巴金是假忏悔和愚忏悔两结合。”后来李一氓
 同志分析道:“郭老为自己划条线,紧跟毛主席……在历史上,常常有
 的政治家,为了保护自己,往往自己为自己涂上保护色。历史学家使用
 ‘自污’这个名词来解释这种现象。”(1983年在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
 会上的讲话)。
   十年浩劫中更是盛行“早请示晚汇报”的伪宗教仪式,动辄“触及
 灵魂”(同时触及皮肉,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得皮开肉绽)、“灵魂
 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实际上是愚民
 政策。但是除了幼稚天真的孩子们以外,但凡见过世面、久经考验的“
 运动员”们,恐怕是谁也不再把它当真了。
   文革中的“专案组”是千方百计推行“愚忏悔”、善于利用“愚忏
 悔”的能手。所谓“老实交代罪行才有出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等等,娓娓动听,攻心之计,不一而足。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专政对象们一旦看透了这些鬼把戏,就用
 “假忏悔”来对付他们。在“专案组”老爷们面前,赵丹装得愁眉苦脸
 、唯唯诺诺,白杨装得百依百顺、哭哭啼啼。并不比拍电影、演话剧困
 难多少。事后,哈哈一笑,比谁的演技高超。
   宗老师说,巴金后来的醒悟,颇能代表我们这些反动资产阶级学术
 权威大多数的心态:“1969年以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
 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
 一开头,当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的时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
 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说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无论如何
 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我渐渐地脱离了
 ‘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
 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同
 样是活命哲学,从前是: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
 ,看你们怎样收场!”
   那些冷酷无情地利用他人的“忏悔”大做文章,从而飞黄腾达、官
 运亨通的卫道士们,历次运动中“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的整人能
 手们,于今躲到哪里去了?如果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话,那么
 ,他们也能真心忏悔吗?也能像周扬那样拥抱着胡风、丁玲,声泪俱下
 地真心忏悔吗?
   假的忏悔,即假忏悔,是“奴在身者”的装模作样的“忏悔”。愚
 忏悔,是“奴在心者”的丧失自我的“忏悔”。只有诚心诚意的觉醒的
 忏悔,才是真忏悔,是自由者的独立人格的忏悔。
   呜呼!经历十年浩劫,社会风气已经扭曲变形,许多人早已失去了
 纯洁可爱、真诚无邪的天性。多少心灵裹上了核桃壳儿一样的保护层,
 而这厚厚的疤痕,恐怕再有几个十年也难以完全复原。我曾向宗老师感
 叹:“试看今日之域中,明哲保身者有之,游戏人间者有之,痞气十足
 者有之,狗苟蝇营者有之……但是我们还能见到多少仁人志士,见到多
 少真诚的忏悔呢?”
   宗老师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应该乐观!应该从自己做起,真诚地
 忏悔、反省!包括对于过去的‘愚忏悔、假忏悔’等行为重新加以真忏
 悔!人民大众始终尊重真诚的忏悔者、真诚的觉醒者、真诚的大彻大悟
 者,因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未来社会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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