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缘无份 范敬宜 　　我最初接触到《文汇报》，可能还不到十岁。那是因为它的创办人 之一柯灵先生，是我家的世交。抗战初期，这张报纸在孤岛上海问世， 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救国热情，因而遭到日 寇的忌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柯灵先生成为日寇追捕的对象，便隐蔽 在我苏州的老家——庙堂巷十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文汇报》复刊。柯灵先生的儿子，前几年还从陕西给我写信，回忆在 “庙堂巷十号”度过的童年生活。 　　我至今没有见过柯灵先生。因为那时候“小孩子不许管大人的事”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我向往做新闻工作，大概 就是从那时种下的根。柯灵先生知道我喜欢文学，曾多次托人送书给我 ，其中印象最深的有巴金的《家》和《砂丁》，曹禺的《日出》。《家 》还是样书，上面有巴金的亲笔签名，可惜已在文革中散失，不知流落 何方。 　　由于和《文汇报》有这样的渊源，1951年夏天，《文汇报》招聘编 辑记者时，我就满怀希望地去报考。我还记得考试在圆明园路报馆楼上 一间大办公室里进行，试题之一是改编一篇五一大游行的消息，还配一 篇短评。考试的成绩据说不错，但是还没有发出录取通知，国家就宣布 实行高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各单位都不得擅自招聘大学毕业生。就这样 ，我梦寐以求当《文汇报》记者的愿望落空了，只好服从统一分配到了 沈阳东北日报（辽宁日报的前身）。为此，我懊丧了很久。在一九五七 年的风浪里，我遭到了没顶之灾，当时常想，如果不到东北，而在《文 汇报》工作，也许会是另一种命运，也许更惨。 　　从此，我在坎坷艰难的道路上走过了二十年，当然也不可能再和《 文汇报》发生任何联系。重回新闻队伍之后，第一件大出意料的事是一 九八一年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日本，成员之一便是心仪已久的《文汇 报》副总编辑陆灏同志。他的耿直、热情，使我们很快成为忘年之交。 回国不久，我就接到《文汇报》特约记者的聘书。我当然猜到这是陆灏 同志的好意，便欣然接受，给《文汇报》当了两年不太称职的特约记者 ，直到一九八四年秋天，我奉调到北京工作。 　　这里还需要倒叙一笔：一九八二年，我回沪探亲，《辽宁日报》总 编辑赵阜同志托我给《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同志捎一封信。想不到我把 信交给马达同志，正要离开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你家不是在上海吗 ？愿不愿意，来《文汇报》工作？”我因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不知如何 回答是好，当然，内心是很不自然的。因为《文汇报》毕竟是我几十年 心向往之的地方。真想不到，当我回到沈阳的第三天，《文汇报》的商 调人员也到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和赵阜同志商谈的详情，只知被赵阜 婉转但又坚决地回绝了。因此，后来马达同志听说我被调到北京当外文 出版局局长，气得连声“骂”赵阜同志“蜡烛”，意思是敬酒不吃吃罚 酒。 　　尽管我没有去成《文汇报》，最近十多年中不论到《经济日报》还 是《人民日报》，依旧一直和《文汇报》保持着一种特殊亲密的关系。 《文汇报》为我订的报纸、刊物，我都认真地看；文汇报邀请我参加的 活动，我都尽可能参加；我写了比较满意的作品，也很自然地想到寄给 文汇报……不过，尽管如此，这一辈子没有圆文汇梦，总是无可弥补的 一大憾事。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这也许就叫：“有缘无份”。 （本文作者系人民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