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巴老再捐四份手稿》想起了……（现代文学馆）

　　闻立雕

　　本报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刊登了舒乙的《巴老再捐四份手稿》一文，引起
闻一多先生之子闻立雕的反响，他提笔写下了———

　　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８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舒乙先生所写《巴老再捐四份手
稿》一文，阅后深感巴老这位耄耋老翁，不仅文学创作享誉海内外，且品高德劭万
众钦佩，区区四份他人手稿，巴老竟代存了半个世纪之久，其对事业之赤诚，待人
之热忱温厚，由此可见。

　　舒文讲到巴老捐献的四份手稿中有一份的作者是孙毓棠先生，并讲到孙先生当
时将出国等事情，不由得想起先父闻一多与此有关的一段往事。先父与孙毓棠约在
三十年代相识于诗坛，抗战时期同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并共同参加过抗战话剧演
出活动，当时轰动春城的《祖国》（据一外国剧本改编的抗日话剧）和《原野》的
上演，就有他二人大大的功劳。后来孙先生单身住在联大师范学院宿舍里，我们家
因避空袭移居市郊农村，父亲每次进城到联大上课，晚上都在孙先生房内过夜，每
当这种时候，两人常作促膝长谈，而且无所不谈，关系更趋融洽密切。父亲把他们
之间的这种友谊称为忘年之交。

　　大概就是在这类谈话之中，不知因何有感，两人曾相约抗战不结束，绝不出国
门一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举国欢庆。恰好在此
前后，英国牛津大学欲邀请联大一位史学教授前去讲学，父亲闻讯后非常高兴，认
为这不仅是某个人的荣耀，首先是胜利了的中国人的荣耀，积极推荐孙毓棠应聘，
并且镌刻印章一枚相赠。印章刻好后，又刻上了一条长达一百多字的边款。边款全
文如下：

　　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
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矣，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
，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
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

　　孙先生临别特将自己用了多年的藤椅送给父亲。一把旧藤椅，在今天看来算不
了什么，但在当时对我们家就堪称唯一的奢华家具了，如果要花钱，我们家无论如
何是买不起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忘年交的一点深情！藤椅虽已相当陈旧，有些地
方藤条已断、已散，用麻绳捆绑着，但坐着还相当舒服，双臂有处放，腰酸了可以
靠一靠，父亲用起来很满意，看书、写字坐的是它，捉刀刻印坐的是它，客人来了
让座让的也是它。有一次好友音乐家赵来为我们拍照，父亲手持《新华日报》做阅
报式，坐的还是它。总之，在我们家若论使用价值，这张旧藤椅可谓功莫大焉！如
果今日还能找到它，那就是一件有重大价值的革命历史文物了！

　　另外，舒文还提到另一份诗稿《诗三十》的作者俞铭传，并说“作者不知是何
许人”。提起这位俞先生，我仿佛记得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间父亲选编《现代诗
抄》时选过他的诗，经查《闻一多全集》果然选有他１９３７—１９４４年诗作７
首。据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俞先生
四十年代曾在西南联大外语系讲授大一英文。另，去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
南联大现代诗抄》也曾收俞诗１６首，其中关于作者简介是这样写的：“四十年代
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国家外文局、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工
作。病逝于石家庄。”这里关于联大一段与上述《校史》所记略有出入（学生名单
中没有他），权且一并录出，供读者参考吧。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１９９８０３２８№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