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老再捐四份手稿（现代文学馆）

　　舒乙

　　巴金老真的老了，９０岁后每年总有一半的时间住在医院里，不过，他的思维
依然敏捷，每时每刻都在思索，包括在梦中。他的手已拖不动那支笔，他的嘴也说
不出流畅的词句，但是，他苦苦地挣扎，不愿意离开书桌，不愿意向读者告别。他
要工作，他要把思绪继续变成文字。所以，他总是争取在春暖花开时离开医院，到
他喜欢的杭州去，在那里读书、会友、编书、改稿。他愿意把生命维系在人群和山
水之间。

　　于是，他成了一只候鸟，定期地往返于上海杭州之间。

　　１９９７年在去杭州之前，他在家中找出４份保存了半个世纪的手稿，托人带
到北京，郑重地交给现代文学馆保存。

　　４份手稿都不是他本人的，是替别人保存下来的。

　　它们是怎样到他手里的，又是怎样保存下来的，５０年了，篇篇都有故事，每
个故事后面都能看到一颗挚热的心。

　　４份手稿里，有３份是署了名的，一份是孙毓棠的，他是诗人兼学者，１９３
４年开始出版诗集，１９３７年因长诗《宝马》荣获《大公报》的文艺奖，在现代
诗人中他是头一个获文艺奖的诗人。他的这份手稿只有两页，不过４００字，是一
个新诗集的自序，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在２０×２０的绿格稿纸上。序写于１９４
５年７月，地点在昆明西南联大，写于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之前。此诗集共收６０
首，时间跨度大，由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不过，这个诗集并未出版，原因不
详；而且诗人归国后也并未在诗上发展。那么，这份手稿便称得上是诗人在诗坛上
留下的最后的痕迹了，也很可贵。

　　第二份是查良铮的一份译稿，题目叫《〈父与子〉和六十年代的文学及政治的
斗争》，译自俄文，原作者叫毕阿雷。稿子很长，５２０字的稿纸有２４页之多。
译于１９４９年，是屠格涅夫《父与子》一书的附文。查良铮是诗人穆旦的原名，
他是“九叶派”大将之一，生前政治上受到不公平对待，死后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近年来，诗坛上对他的评价却越来越高。文学馆里还没有他的手迹，这是头一份，
一笔秀丽的小字，很可爱。

　　第三份手稿叫《诗三十》，又是一部诗集，线装成瘦长的一册，共８２页，作
者叫俞铭传。查过图书总目，此诗集不见记载，可能从未出版，作者也不知是何许
人。诗倒是真好。如一首《山风》：“凝视森林的深邃，／谛听绿叶的生长，／咀
嚼涟漪的清香……／我却怕风雨不顾情面／闯入紧闭的窗户，／嘲笑我有一个太活
泼的意象。”（１９３８年５月）

　　第四份手稿比较麻烦。稿子非常完整，６１页，也是诗集，什么都有：目录、
诗句均齐全；就是不见作者署名。写诗时间是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６年春，集成于
重庆，稿纸是沙坪坝消费合作社生产的土纸，封皮是借用国立中央大学学生复员登
记表做的。经查对诗目，诗可能是曾卓先生的。写信至武汉询问，并把目录寄去，
果然不错，很快曾卓先生就回信证实，还指出有３首是从未入集出版过的，并由此
引出他的一番感慨和激动来。

　　原来，诗集是应在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里任职的田一文之约而编的
。编成后曾卓本人复员南下，田一文到了武汉，诗集最终也没有出版面世，而原稿
却跟着巴金回了上海，一直保存在他家，在长达５０年的时间里，居然躲过了各种
灾难和“文革”浩劫，奇迹般地完好如初。高龄的巴老，在养病中，把这无名的手
稿找出，连同其他３稿，当作文物，郑重地交给作协的吴殿熙带给北京的中国现代
文学馆。

　　曾卓先生后来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回述了来龙去脉，他说：“这部单薄的手稿
如果得以陈列在现代文学馆中，我想，那更主要的意义在于，那上面体现着一位长
者的风范。”

　　什么风范呢？高度的责任心，对后辈作者的关心，还有那，对我国文学事业的
始终如一的一片赤诚。

　　这便是生命的价值。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１９９８０２２８№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