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婚礼”（附图片１张）

　　苑茵

　　四十年代初，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从上海迁来的—
——经济系读书。我是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关内的。

　　在学校内我参加了地下进步学生活动，并得到了一些具有正义感的老师们的爱
护和帮助。其中之一是我的导师马宗融教授，他的夫人王淑云为人善良和蔼，我们
除了师生关系外，也建立了情同家属的友谊。

　　学校里达官贵人和豪富家庭的子弟不少。有的人也对我表示“好感”，不时“
进攻”。但我和他们格格不入，都敬而远之。马宗融教授对我很理解，支持我的这
种态度，并关心我的“终身大事”。在我毕业的头一年，正巧叶君健到我校外文系
教课。他是一个进步作家，我读过他的作品。同时我从地下的进步同学得知，他还
用“马耳”的笔名为莫斯科用６种欧洲语言出版的《苏联文学》经常写文章。介绍
中国的抗战文学和进步作家。我听了他的两堂课，便和他认识了。我发现我们的思
想和趣味很接近。他和马教授又是朋友，我们经常在马家见面，彼此都产生了好感
，因而成了很好的朋友。

　　１９４２年夏我毕业后，由一老师介绍我到重庆赈济委员会妇女辅导院去工作
，性质是救济从沦陷区和战区来的流亡学生。我和叶君健经常见面，和他的感情日
益加深。我们便决定结婚，结婚的日期定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５日。重庆文化界
的朋友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便都要为我们公开举办一次婚礼。他们先在报上发了一个
消息，并为我们安排了举行婚礼的地点，即重庆有名的“百灵餐厅”。这是一个回
民餐厅。马教授也是回民，他和餐厅主人的关系很好———因此这个餐厅平时也成
了一些进步的文化人常去之地，婚礼是马宗融教授安排的。重庆作为战时的首都，
文艺界的名人如郭沫若、巴金、老舍、臧克家、孔罗荪以及冯乃超等都集中在这里
。当时中国最大的文艺组织“中华文艺界抗敌救国协会”的总部也设在这里（叶君
健也是该会的发起人之一），老舍先生是该会的总务长。即秘书长兼主席。他们都
对这次“婚礼”感到兴趣。

　　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公开反共，推行白色恐怖，对重庆的进步文
化界人士百般压制，特务遍地横行，大家平时难得见面，无法集中在一起。大家都
想借我们这次“婚礼”的机会，公开热闹一番，举行集会一次，婚礼是在晚间举行
，我们没有发出任何请柬———也无力这样作。“婚礼”的通知是文化界朋友在报
上发的一个小消息。但当晚重庆的文化界人士却纷纷按时来到“百灵餐厅”。婚礼
的宴会也是他们定的，宴会厅门口摆着一条长桌，上面摊着一大块绸子，每位来宾
一面签名，一面交自己的餐费。实际上这是一次大型文化界的集体餐会，来宾济济
一堂，热闹非凡。婚礼的主持人是老舍，马宗融既作为司仪，也作为我们两家的家
长代表。

　　“婚礼”一开始，老舍先生作为主婚人，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演讲：他认为
这次婚礼代表一对志趣相同的年轻朋友的结合，是在艰苦的条件下，经过了严峻的
生活体验、追求同一理想的感情结晶，终于成眷属。接着马宗融教授作为两地的家
长代表也致了长篇的答辞。他指着新娘身上为这个场合借来的一件彩色红缎子旗袍
，说：“作为他们的家长代表，我感到很抱歉：新娘身上穿的旗袍是她刚从她机关
的主任借来的，这次婚礼完毕就得物归原主。此外，这次大家来祝贺还要各自掏腰
包。希望各位体谅这个特殊时期的困难，加以包涵。这事实上是一个特殊的‘婚礼
’，前无古人，也希望后无来者。今天这次婚宴气氛如此热烈，证明宾客们很久不
见，他们借此机会相聚在一起，心情都很愉快。我作为两方家长的代表，感到十分
慰藉，我想各位也具有我的同感。干杯！”

　　这时臧克家即兴在一张大红纸上写出一首诗，这是我们收到的唯一礼物，我们
很珍贵。只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两次被抄家，连同那张宾客签名的绸子都
遗失了。

　　图片：

　　叶君健与苑茵结婚十五周年留影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１９９７０４２１№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