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婚禮”
苑茵
四十年代初﹐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在重慶北碚复旦大學———從上海遷來的——
—經濟系讀書。我是東北“九•一八”事變后流亡到關內的。
在學校內我參加了地下進步學生活動﹐并得到了一些具有正義感的老師們的愛護
和幫助。其中之一是我的導師馬宗融教授﹐他的夫人王淑云為人善良和藹﹐我們除了
師生關系外﹐也建立了情同家屬的友誼。
學校里達官貴人和豪富家庭的子弟不少。有的人也對我表示“好感”﹐不時“進
攻”。但我和他們格格不入﹐都敬而遠之。馬宗融教授對我很理解﹐支持我的這种態
度﹐并關心我的“終身大事”。在我畢業的頭一年﹐正巧葉君健到我校外文系教課。
他是一個進步作家﹐我讀過他的作品。同時我從地下的進步同學得知﹐他還用“馬耳
”的筆名為莫斯科用６种歐洲語言出版的《甦聯文學》經常寫文章。介紹中國的抗戰
文學和進步作家。我听了他的兩堂課﹐便和他認識了。我發現我們的思想和趣味很接
近。他和馬教授又是朋友﹐我們經常在馬家見面﹐彼此都產生了好感﹐因而成了很好
的朋友。
１９４２年夏我畢業后﹐由一老師介紹我到重慶賑濟委員會婦女輔導院去工作﹐
性質是救濟從淪陷區和戰區來的流亡學生。我和葉君健經常見面﹐和他的感情日益加
深。我們便決定結婚﹐結婚的日期定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５日。重慶文化界的朋友
們知道了這個消息便都要為我們公開舉辦一次婚禮。他們先在報上發了一個消息﹐并
為我們安排了舉行婚禮的地點﹐即重慶有名的“百靈餐廳”。這是一個回民餐廳。馬
教授也是回民﹐他和餐廳主人的關系很好———因此這個餐廳平時也成了一些進步的
文化人常去之地﹐婚禮是馬宗融教授安排的。重慶作為戰時的首都﹐文藝界的名人如
郭沫若､巴金､老舍､臧克家､孔羅蓀以及馮乃超等都集中在這里。當時中國最大的
文藝組織“中華文藝界抗敵救國協會”的總部也設在這里葉君健也是該會的發起人之
一﹐老舍先生是該會的總務長。即秘書長兼主席。他們都對這次“婚禮”感到興趣。
１９４１年皖南事變以后﹐國民党公開反共﹐推行白色恐怖﹐對重慶的進步文化
界人士百般壓制﹐特務遍地橫行﹐大家平時難得見面﹐無法集中在一起。大家都想借
我們這次“婚禮”的机會﹐公開熱鬧一番﹐舉行集會一次﹐婚禮是在晚間舉行﹐我們
沒有發出任何請柬———也無力這樣作。“婚禮”的通知是文化界朋友在報上發的一
個小消息。但當晚重慶的文化界人士卻紛紛按時來到“百靈餐廳”。婚禮的宴會也是
他們定的﹐宴會廳門口擺著一條長桌﹐上面攤著一大塊綢子﹐每位來賓一面簽名﹐一
面交自己的餐費。實際上這是一次大型文化界的集体餐會﹐來賓濟濟一堂﹐熱鬧非凡
。婚禮的主持人是老舍﹐馬宗融既作為司儀﹐也作為我們兩家的家長代表。
“婚禮”一開始﹐老舍先生作為主婚人﹐發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演講﹕他認為這
次婚禮代表一對志趣相同的年輕朋友的結合﹐是在艱苦的條件下﹐經過了嚴峻的生活
体驗､追求同一理想的感情結晶﹐終于成眷屬。接著馬宗融教授作為兩地的家長代表
也致了長篇的答辭。他指著新娘身上為這個場合借來的一件彩色紅緞子旗袍﹐說﹕“
作為他們的家長代表﹐我感到很抱歉﹕新娘身上穿的旗袍是她剛從她机關的主任借來
的﹐這次婚禮完畢就得物歸原主。此外﹐這次大家來祝賀還要各自掏腰包。希望各位
体諒這個特殊時期的困難﹐加以包涵。這事實上是一個特殊的‘婚禮’﹐前無古人﹐
也希望后無來者。今天這次婚宴气氛如此熱烈﹐証明賓客們很久不見﹐他們借此机會
相聚在一起﹐心情都很愉快。我作為兩方家長的代表﹐感到十分慰藉﹐我想各位也具
有我的同感。干杯”
這時臧克家即興在一張大紅紙上寫出一首詩﹐這是我們收到的唯一禮物﹐我們很
珍貴。只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兩次被抄家﹐連同那張賓客簽名的綢子都遺失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