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曹禺先生
姜小凌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３日﹐我崇敬､愛戴的曹禺先生病逝了。
噩耗傳來几天后﹐我匆匆整裝踏上了歸國的旅途。２７日﹐我參加了在八寶山舉
行的隆重的曹禺先生遺体告別儀式。我默默地帶去了兩個多月前在東京早稻田大學發
表的有關曹禺的學朮論文。我是多么希望曹禺先生能把我的這篇小文帶到他將去的美
妙世界。
圍繞著曹禺先生的遺体我竟違例地走了３次。前二次是因為淚水遮住了我的視線
﹐沒能看清先生的遺容。第三次時﹐我看清了安詳地躺在鮮花叢中的曹禺先生。
我听說﹐曹禺先生未遭任何痛苦的折磨﹐是安靜地､平緩地离去的。事后﹐我反
复向我身邊的親朋甚至我的導師發問﹕“８６年的生涯對人類究竟是長還是短”他們
不厭其煩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但是﹐我要說的是﹐僅僅８６年對曹禺﹐這不合理。
正如巴金所說﹐“曹禺真可惜﹐他就這么走了﹐他的心里有好多好東西﹐他把它們都
帶走了。”
許多朋友催我寫寫我所知道的曹禺﹐這使我很慚愧﹐因為我知道得太少。然而﹐
我曾經有過多次坐在曹禺身邊﹐听他講事﹐和他聊天﹐听他笑的事實。
記得大概是六七年前一個冬天的傍晚﹐天上飄著細細的小雪花儿。我准備去醫院
看曹禺先生﹐事先打電話給万方曹禺先生的女儿﹐問她帶點儿什么去好她告訴我說﹐
“你做菜很好吃﹐帶個你拿手的菜也成啊”放下電話﹐我興高采烈地精心做了兩道得
意的菜肴﹐趁熱捧到醫院。看見曹禺先生吃得很有味道､很開心的樣子﹐實在讓我樂
不可支。以后﹐我又帶過自己的“拿手菜”去看曹禺先生。
后來﹐我得到赴日學習的机會。离京前﹐我又去北京醫院看望曹禺先生﹐把這事
告訴了他。那天﹐曹禺先生精神好极了﹐盡管醫生多次“警告”要少講話﹐但先生仍
很健談。
早在１９３３年﹐先生就學于清華時﹐就訪問過日本﹐以后也多次率中國文化藝
朮代表團出訪過日本。那天﹐他講起了三十年代初在日本第一次觀看歌舞伎的情形﹐
并告訴我那個劇叫《義圣千本櫻》。先生說﹐當看到演員菊五郎手持紙傘在舞台上緩
緩而舞時﹐真是妙极了。他贊嘆日本的歌舞伎很了不起。曹禺先生的夫人､著名京劇
表演藝朮家李玉茹女士也在一旁介紹起觀賞歌舞伎的感受。我欽佩曹禺先生惊人的記
憶力﹐他居然能連名帶姓叫出那么多結識過的日本朋友的名字。
曹禺先生在他情緒好時﹐說話間時常夾雜著朗朗笑聲﹐言談中能讓你感到他真誠
的品格。在我這次离開北京返回日本的前一天﹐万方曾來我家作客﹐順便帶給我一篇
她為《上海文學報》撰寫的紀念她父親的文章。她寫到﹕痛苦是曹禺先生的性格。我
信這是真的。因為沒有人會比她更懂得她父親了﹐這或許与“他一生都不能領悟‘知
足常樂’､‘隨遇而安’的欣然”有關吧。
記得我剛上中學那會儿就曾泛泛地讀了《雷雨》､《日出》等劇本。以后慢慢地
懂得了一些道理后﹐再讀這些作品感受就不一樣了。后來的工作与曹禺戲劇結緣﹐可
說是意外也算意中吧。現在重讀和補讀他的作品及其美學論著﹐越“嚼”越有味道。
從１９３４年《雷雨》問世到今天﹐曹禺研究曆史已有６０多個春秋了﹐關于曹
禺的論著和論文多不胜數﹐國內外曹禺研究專家与日俱增﹐在這塊園地里﹐許多創建
性的研究的确讓人嘆服﹐為后來人作了航標。我也只能算作一名“小學徒”﹐卻也是
一個受寵的學生。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中旬﹐我在日本全國學朮大會上發表了一篇關于《雷雨》的論
文﹐試圖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解釋《雷雨》。論文的視角与以往的不同﹐得到了
有關專家和學者的認同。我准備在年底回北京時﹐把這事告訴給曹禺先生。多年來﹐
每當我去看望先生時﹐總是抱怨自己沒有像樣的事情講給他听。這回總算可以當做一
件事講講吧。對﹐我還要把我是怎么寫的､發表后日本學者是如何評說的統統講給他
听﹐還要當面問問仍拿不太准的問題……曹禺先生的突然离去﹐將這种种遐想化為烏
有﹐或者說變成一种可怜的悲愿﹐令我感到一陣心痛。
每逢回京探親﹐我總是把看曹禺先生放在首位﹐但常常興致勃勃地去﹐心里沉甸
甸地歸﹐因為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令人擔憂。去年１月初﹐我和丈夫約好劉華老師已
故著名導演夏淳夫人去看先生﹐途中巧遇剛剛從曹禺先生病室走出的吳祖光先生﹐匆
忙中只聊了几句就奔向病房。那天曹禺先生的身体狀況很差﹐需要有人攙扶才能勉強
坐起。我靜靜地坐在他的身旁﹐看著那几乎沒有任何表情的面孔﹐心在隱隱作痛﹐但
万万沒有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見到曹禺先生
曹禺先生是一個极豁達的人﹐對于來自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關于他的評說﹐他
表現得十分得体而洒脫。無論是頌揚抑或批判﹐他始終冷靜﹐表現出一位大作家的風
范。
我家里挂著曹禺先生生前為我寫的一幅字“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
。听說他很喜歡杜牧的這兩句詩﹐字寫得剛勁又雋秀﹐它作為我人生最寶貴的財富永
遠珍藏在我心底。１９９７年１月寫于日本神戶